德国文学中的《庄子》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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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德国文学中的《庄子》因素【内容提要】《庄子》经过汉学家、传教士的介绍传到德国，其中包含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为德国文学家所接受，并在创作中有明显的体现。特别是在德国表现主义文学运动中，老庄哲学思想流行一时，卡夫卡等文学家神往庄子。老庄的“无为”哲学和“天人合一”思想被用来构建其新文化。【关键词】《庄子》/德国文学/接受为了更好地考察德国文学中《庄子》的因素，首先应回顾一下德国汉学家和思想家对《庄子》的研究情况。1477年《马可波罗游记》德文译本出现，展示了神秘的东方风情，引起了德国人对中国的关注。明末清初，德籍传教士

2、汤若望、戴进贤、魏继晋等来到中国传教，他们带来了西方的科学知识，又把中国文化带回了德国。在此影响下，莱布尼茨认识到东方文化的魅力，提出了交流互补的主张[1]（P100-102）。总起来说，西方接受道家要比接受儒家时间要晚一些。德国早期的汉学专家嘎伯冷兹开始研究《庄子》和《老子》，1888年在莱比锡出版了《〈庄子〉的文字对中国语法的贡献》，首开研究道家经典的先河。其后，布贝尔在1910年出版了德文版《庄子》，在德国语地区产生了较大影响。海因利希·库尔茨也曾研究过有关《庄子》的文献[2]（P32-35）。著名的传教

3、士夏德·威廉（即卫礼贤）1912年节译了《庄子南华真经》，1920—1940年该书在耶那重印十次，引起了较大反响，该译本和1910年布贝尔选编的《庄子》为德国的“道家热”奠定了基础[3]（P110-111）。卫礼贤还在《中国文学》中指出庄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当中的一位诗人。他的风格是生气勃勃和魔幻离奇。作品中充斥着各种图像。他所给予我们的与其说是逻辑思想不如说是形象直观”。着重强调《庄子》的文学性和形象性，说明他对庄子的理解是有一定深度的。其后汉学家艾克斯曾在洪堡大学讲授《庄子》。其弟子艾士宏在1942年写过《

4、〈庄子〉第二章的道教思辨》。华裔学者张聪东在1982年发表了《庄子的诡辩、智慧和实践哲学》[4]（P36-39）。汉学家对《庄子》的研究，不一定能准确把握庄子，却能给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角度来审视《庄子》[5]（P83-84）。在德国思想家那里，《庄子》似乎不太受重视。犹太神学家布伯于1910年翻译出版了《庄子的言论和寓言故事集》[6]（P18-21），并写了一篇后记，在后记中，布伯认识到这种东方文化是一种异质的文化，“道”就是原始的“未分状态”，“只有未与世界分离的人才能认识世界，认识不存于对立之中，不存在于主体

5、与客体的辩证关系中。它只存在于万物的统一之中。统一就是认识”。海德格尔（1879-1976）读过卫礼贤和布贝尔的译文，很可能在表述其自有的开创性思想时，受到了道家核心思想的启发。海德格尔在1930年经历他思想的“转向”后，在一次讲座中当众向主持人索取布贝尔的译本，并诵读了其中《秋水篇》[7]（P62），用末尾“庄子与惠施濠上观鱼”的故事来说明自己的观点：在中国“天道”中看出以往的哲学家们看不到的玄言妙义，并能启发当今苦于西方技术文化的人类智慧[8]（P11-16）。维特根斯坦（1889—1951）也于1918年

6、出版了《逻辑学论》，书中包含的悖论与庄子同出一辙：“我们感到即使一切可能有的科学问题都有了解答，我们的人生问题还毫未触及。当然问题已不复存在，而这本是答案。”[9]（36-44）其他思想家多以纯粹理性的角度审视中国文化，对儒家学说和老子学说有一定研究，提及《庄子》的并不多[10]（P9-14）。正如当代德国汉学家福赫伯在1968年所著《德国大学的汉学》一文中所提出的：“儒家和道家经典著作所反映的中国思想世界，一般说没有受到德国哲学界的重视，只有极少数哲学家在著作里或课堂上多少提及一点中国哲学。”[3]（P112

7、）同汉学家和思想家相比，德国的文学家对《庄子》可谓情有独钟。早在1781年，塞肯多夫在《蒂福尔特》杂志上发表《中国道德家》的同时，还在同一杂志上刊载了小说《命运之轮》[11]（P299-300）。这一小说的素材于法国昂特尔科尔神甫从《今古奇观》中选取的并在杜哈尔德主编的《中华帝国全志》上所载的《庄子休鼓盆成大道》，1873年格锐塞巴黑作了一篇文章讲到该故事并注意到它在世界文学中的流传，并把这篇小说由英语翻译为德文，产生了两个剧本：《蝴蝶梦》和《劈棺》[12]（P82-85）。塞肯多夫以“庄生梦蝶”为出发点，让老

8、子阐释了蝴蝶之梦的象征意义，促成了庄子的人生哲学探索之路。由于这部小说没有一个结局，1784年他出了个单行本《命运之轮或庄子的故事》，来续写这一故事[13]（P151-158）。但他是以介绍老子开头的，并把老子的思想归纳为西方思想家关注的“我是谁？我在那里？我为何存在？”探讨完后又续上庄子漫游故事，让战国时期的庄子与唐代的诗人杜甫相遇，杜甫又与清朝满大人相遇，进行哲理的思考，但塞肯多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