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第三领域发展面临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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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当前中国“第三领域”发展面临的难题　　本文先从中国的现实出发讨论“第三领域”的功能，然后从国家能力与国家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角度，分析中国从全能主义政治向后全能主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第三领域”发展面临的难题。笔者认为，要推动中国的“第三领域”长远而理性的发展从而提高国家能力，就应当实现“第三领域”内进一步的“去国家化”，从而为以后建立起公域、第三领域和私域之间并立合作的政治关系打下基础。　　一、“国家与社会”二元分析框架在中国的适用性　　“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于西方政治学理论，在这个框架中，与国家权力相对应的是“市民社会

2、”。按照《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的定义，市民社会（Civilsociety）指“国家控制之外的社会和经济安排、规则、制度”（第125页）。在这一概念中，国家是指以强制性为基础的公共权力的活动空间，而社会则被看作是一个独立于公共权力的私人活动领域。这种分析框架强调的是对应于国家权力的私人活动空间之存在，尤其是指社会自治和自由交易的领域的存在。这个“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分析框架隐含着一个基本的现代性命题：国家与社会之间应该有一个明确的权限划分、未经公共协商或契约、国家不能任意侵犯社会内部的自主活动。虽然学者们对这一问题的论述

3、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关于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之区分，以及私人领域和社会应独立并制约公共领域的扩张等观点，是近代以来西方自由主义的国家理念之主流。　　按照这种观念，公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大致有3种模式。其一是潘恩倡导的公民社会对抗国家的模式，这为公民社会反抗专制主义和干预主义的治权提供合法性辩护。其二是黑格尔倡导的公民社会从属于国家的模式，寄希望于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调停公民社会内部的问题。其三是托克维尔倡导的公民社会制衡国家之模式，即面对权力与机构日益膨胀的宪政国家，要保持一个活跃的、警觉的、强有力的公民社会。[1]然而，这种二元

4、分析框架却不能简单化地套用到对当代中国政治的分析中来。　　中国与西方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方面走的是迥然不同的两条道路。秦晖认为，西方近现代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演变是从小共同体发端的，社会力量的自治传统影响到国家建立之后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也就是说，社会有自己的活动权限并限制国家权力的过度入侵；但中国的传统社会却是一个大共同体，国家权力广泛的渗透力基本上破坏了传统小共同体自治的纽带，虽然在底层社会尤其是农村社会，还有一定程度的乡绅自治，但这种社会自治是不确定的，其权力也未得到国家法律上的保证，它对国家的制约就更是非常有限

5、。[2]　　邹谠认为，在20世纪以来中国建立的全能主义制度下，“政治机构的权力可以随时地，无限制地侵入和控制社会每一个阶层和每一个领域”（邹谠，1994）。在战争年代这种体制尚可理解，中共建国后理应收缩党政结构的权限范围，培养社会自治空间，可是全能主义政治却愈演愈烈，直至“文革”这样的悲剧产生。1949年以后中国的民间社团活动呈现出“国家化”趋向，随着民间社团活动空间的日益缩小，国家机构的规模却成倍地增大，执政党和政府进而把一息尚存的民间社团活动彻底地纳入国家机器的运转当中并加以制度化。1978年中国的改革释放了相当的社会

6、自由空间，但是因为全能主义政治的惯性和执政党危机感的延续，结果发生了80年代末那种政治悲剧。在全能主义政治形态下，社会是没有自己的合法空间的；国家权力的触角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而那些本应具备自治特征的社会团体也被体制化和国家化。在此背景下谈论社会对国家权力的约束，显然与现实不符。　　改革以来，不少学者有这样一种期待，即所谓的中产阶层、特别是企业家的出现，会产生新的制约国家权力的社会力量。但中国的现实演变却并不支持这个判断。美国政治学者DorothySolinger通过在武汉的研究发现，在商人和政府的关系方面，商人们不是

7、试图和政府划清界限，而是相反；他们想法设法地要把政府官员拉到自己的集团中来，商人自己也很想在政府系统内获得地位。中国的企业家（或曰商人）这个群体的地位和行为与西方国家大企业家有很大的不同。西方的企业家有自己独立的资金，可以不受政府官员干扰地运作，当然也必须独立地承担风险；而在中国，资源都被政府控制着，企业家只有建立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才可能运作，因此在经济、政治上他们从来就不是独立的，也不可能与政府划清界限。张静指出：“在中国并没有出现一个国家和社会分离的状况，而是社会中的某一部分和国家中的某一部分密切地结合，形成一个新的集团

8、，这个集团可以是政治性的，也可以是商业性的。这是中国一个新的发展现象，而这个现象在很多西方社会并没有发生。”（张静，1998）90年代邓正来等学者引领的学术界关于市民社会的热烈讨论虽然在学术上自有其不可低估的意义，但中国至今并不存在一个独立于国家权力的真正获得民间自主活动空间的市民社会，所以将“国家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