责任式创新的内涵界定和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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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责任式创新的内涵界定和理论框架　　1引言　　创新不仅仅驱动经济的增长，同时促进可持续发展、提升健康、完善生活（O,Pielke,andBeck,2011）。这些压力来自过去与现在公众对于以下一些研究的争议：比如核能危害、食物困乏、大范围的环境污染等（MichielvanOudheusden,2014）。　　20世纪下半叶，科学与创新在研究政策中的交互性越来越强，人们开始意识到技术创新的双重性（同时产生了收益与危害），关于创新的责任被广泛的讨论（Jonas,1985）。生物科学家关于基因研究（Nelkin,2001），曼哈顿计划关于新兴技术与核物

2、理的使用规范问题（oreno,2012），研究与治理关于合成生物学（TNS-BMRB,2009）、基因工程（Sutcliffe,2011）以及信息与通信技术（Stahl,Eden,Jirotka,2013）的探讨都引发了新兴技术研究与创新双重性的关注。技术高速发展的背景下，现有的科学与技术主要的创新模式开始出现问题，其忽视了研究与创新对于社会的需求与价值的考虑，政策制定者、大量的产业代表、民间社会组织、科学家等呼吁科学与技术研究与开发过程中的社会与道德整合（MichielvanOudheusden,2014）。　　与此同时，伴随科技的进步与人类

3、文明的不断演进，研究与实践关注于全球性发展的巨大挑战，气候变暖、能源需求、资源有限性、食品安全、民众健康、社会老龄化等问题成为发展的重大挑战(EC,2009)，同时形成了关于全球与地区发展的远景规划。　　以欧盟为例，2020智慧增长战略明确了欧盟发展的核心价值导向推动科学与技术的优势，推进社会公平、男女平等、团结以及基本权益的保护，竞争力的社会与市场经济，可持续发展，以及生活质量的高品质保障与健康和环境友好等（Schomberg,2013），同时明确要求公共主体与利益攸关者积极参与研究与创新过程以应对气候变化、减轻贫困、老龄化社会等产生的挑战（

4、LundDeclaration2009;Europeanmission2011），从而实现创新对于社会挑战的应对与社会价值的匹配；中国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其作为创新型国家建设的根本动力，强调科技成果只有同国家需要、人民要求、市场需求相结合，完成从科学研究、实验开发、推广应用的三级跳，才能真正实现创新价值、实现创新驱动发展（习近平,2014）。　　欧洲研究委员会2011年5月提出责任式创新（ResponsibleInnovation），并在欧盟地平线2020发展报告中将责任式创新提升到欧盟战略高度（Schomberg,2013），认为研究与创

5、新必须有效地反映社会需求与社会意愿，反射社会价值与责任，作为政策制定者的职责在于建构治理框架以促进责任式研究与创新（Geoghegan-Quinn,2012）。责任式创新需要研究与创新符合社会需要，对研究项目进程中道德、社会、环境的变化作出响应，并在这个过程中引入更多的利益攸关者参与的持续的过程评估（SteviennadeSaille,2013），其意味着创造一种范式转移，关于我们如何思考、生活、彼此互动的范式转移，以及关于科学的角色与定位的范式转移（EC,2009），从而提供道德的、可持续的、有成效的解决方案以改善研究对于创新的转化。同时，责

6、任式创新涉及的范式转移是基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并在科学、政策、社会之间创造责任的分享（SteviennadeSaille,2013）。这种范式转移反映了自波兰尼科学解放以来对于研究与创新本身的反思与重构，科学家从自由追逐他们的想法，研究与创新活动独立于政治、社会、道德问题的模式，转向共同生产的模式，在新的模式下科学家被看作社会参与者，同时公众对于研究与创新的置疑以及所涉及的基于价值性的问题可以影响科学家科学研究的轨迹（Feltaaghten,Odash;以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例　　责任式创新的概念关注于政策层面（Stahl,2013），并成为

7、政策领域重要的短语与新兴研究范式（vonSchomberg，2013），其研究范式的兴起根本在于应对技术与管理治理机制中新兴技术与管理模式所陷入的制度空白，即现有的制度结构或规则体系无法有效的管理，这好比旧有科学与创新治理模式向分散、开放治理模式的转变，新的治理模式依赖新的更广泛的市场、X路、合作伙伴，以及传统的政策与政治协同（Hajer,2003）。责任式创新同时创造了某种程度的制度模糊，这些制度通常没有说明谁对什么事情负责，谁对谁有权威，以及事情应该怎样做（Hajer,2006）。对于责任式创新的呼吁是一个制度化的建构过程（BarleyTo

8、lbert,1997;Pandza,Ellaaghten,Oaaghten,2013），并基于一种新的社会契约在科学、政策、社会之间创造了责任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