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及其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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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宋士大夫的忧患意识及其时代意义　　一　　作为社会关系中的人，其忧患意识无疑包含着忧己和忧世两个层面。但应当看到，由于不同时代人们所处的文化环境不同，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生际遇不同，因而所体现出来的忧患意识的核心内容亦是有差异的。　　五代是中国历史上军阀割据、武人飞扬跋扈的1权势膨胀的社会氛围下，文人们只能寄人篱下。在武夫眼里，文人若与一把算子，未知颠倒，何益于事①，他们不仅得不到任用，而且还常遭致凌辱甚至杀身之祸。诚如清代史学家赵翼所说：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动触罗X，不知何以全生②。忧己和忧生便成为五代文人士大夫忧患意识的主要内容，他们因生不逢时

2、而忧自身人生之维艰，忧政治命运之坎坷。　　宋代文人士大夫所置身的时代氛围与五代是截然不同的。宋代是一个以儒立国、优待文士的朝代，赵匡胤即位之初即用天下之士人，以易武臣之任事者③，并在太庙立有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④之誓碑。特别是随着宋代右文政策的推行，大量士人进入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行政机构，所谓上自中处门下为宰相，下至县邑为薄尉，其间台省郡府公卿大夫，悉见奇能异行，各竞为文武中俊臣，皆上之所取贡举人也⑤。宋代士大夫政治地位的提高，使他们从内心涌现出一种仕以行道和达则兼济天下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忧患意识的乐的忧国忧民意识，是宋代士大夫普遍的精神追

3、求。　　如苏轼所言夫享天下之利者，任天下之患。居天下之乐者，同天下之忧①，欧阳修所言圣人忧以天下，乐以天下。其乐也，荐之上帝祖考而已，其身不与焉。众人之豫，豫其身耳。圣人以天下为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忧为己忧，以天下之乐为己乐②，李觏所言君人者不以身为身，以天下之身为身也；不以心为心，以天下之心为心也③，都体现了范仲淹所倡导的先忧后乐的精神追求。这种忧国忧民意识，还时时体现在宋代士大夫的为政实践中，像范仲淹立朝益务劲雅，事有不安者，极意论辩，不畏权幸，不蹙忧患。故屡亦见用，然每用必黜之。黜则欣然而去，人未始见其有悔色④。而程颢自供职已来，每有论列，惟知

4、以忧国爱君为心，不敢以扬己矜众为事,其为政过程中常指陈安危，辨析邪正。知人主不当自圣，则未尝为谄谀之言⑤。宋代士大夫在为政实践中所体现出来的这种登朝廷，与国论，每顾事是非，不顾自身安危⑥的精神，正是宋代士大夫乐以天下，忧以天下忧患意识的折射。　　二　　《周易系辞下》载：危者，安其位者也；亡者，保其存者也；乱者，有其治者也。　　是故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是以身安而国家可保也。忧患意识和居安思危意识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很大程度上，忧患意识体现的就是一种居安思危精神。　　宋代立国后，鉴于唐末五代以来节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历史教训，赵宋统治者

5、从政治、经济、军事方面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举措。中央集权的加强虽然使宋代取得了尽夺藩镇之权，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⑦的效果，但因官僚制度和军事制度的改革却使宋代陷入了冗官、冗兵、冗费的困境，以至出现了财不足用于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于外而敢骄于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⑧的流弊；到宋仁宗一朝，则形成了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⑨的社会危机。面对这一时期的社会危机，士大夫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以忧患之心，思忧患之故瑏瑠，希冀通过积极努力，化解社会危机，凸显出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程颐上书仁宗皇帝

6、请议天下之事,思救之之道:不识陛下以今天下为安乎？危乎？治乎？乱乎？乌可知危乱而不思救之之道！方今之势，诚何异于抱火厝之积薪之下而寝其上，火未及然，因谓之安者乎？他告诫仁宗要在天下犹无事，人命未甚危之时，早警惕于衷，思行王道瑏瑡。范仲淹亦上书皇帝，直陈天下危机：今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兵久弗用矣，士曾未教矣，中外方奢侈矣，百姓反困穷矣百姓困穷则天下无恩天下无恩则邦本不固矣.　　为了成就王朝社稷长久之业,范仲淹大力呼吁变通、更张瑏瑢，并亲自倡导了以澄清和改善吏治为重点的庆历新政。王安石的政治忧患意识表现得更为突出，如在《上时政书》中，他不避进

7、越之罪言：以臣所见，方今朝廷之位，未可谓能得贤才，政事所施，未可谓能合法度。官乱于上，民贫于下，风俗日以薄，才力日以困穷，而陛下高居深拱，未尝有询考讲求之意.他希望君主积极谋求政治变革，并告诫皇帝享国日久矣，此诚当恻怛忧天下瑏琐。他发动的以理财为先务的熙宁变法运动，则将宋代的政治变革推向了高潮。　　长期以来，学界常常把反对王安石变法者称为反变法派或保守派。其实，在宋代历史上，无论是范仲淹、王安石等所谓的变法派也好，还是以司马光、苏轼等为首的所谓反变法派或保守派也好，出于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他们都是要求变革的，变革已成为有宋一代士大夫们的共识。面对宋

8、代社会危机，司马光曾上书指出：今海内承平，已踰百年，上下安固，人无异望，世变风移，宜有厘革①，认为苟以安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