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以后的士大夫(古代史备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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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贵族到四民之首——汉宋之间士大夫的角色转换一士大夫哲学的转变将哲学放在首位是基于士大夫的特性，他们是接受系统思想，又创造思想的阶层。汉唐中国中央集权还没有到后世的程度，哲学所代表的理和道的权威性仍然大于皇权，为什么选择士大夫作为论述的核心，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我们不采用中国政治制度史或文化史等概念，而是直接将士大夫作为对象进行论述，是为了更加集中地表达我们的思考。我们认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焦点，特别是宋以后历史的焦点，他们身上的特点映射了社会的主要方面的内容，同时他们最显著地体现着历史的张力。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但常常几乎对社会无能为力；他们享受着良好的待遇，但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比谁都强；

2、他们本身缺乏军事素养，但常常要深入前线；他们向社会传播道德理念，但常常自己暗中干不光彩的事情。从士大夫身上我们看到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发掘士大夫的程度多深，决定着历史发掘的深度。有时候，我们甚至产生这样的感觉，很不能取消士大夫的存在，但除此而外，好象又一时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宋以后士大夫的面貌、性格和状况受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影响：1，皇权；2，理学；3，经济活动。依靠文官治理国家是宋明清三代始终坚持的方针，士大夫阶层成为统治社会的中间是为必然。失去了家族宗族基础的士大夫现在只能更加忘情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当然也有进也忧退也忧，即使是退隐，但多是所谓身在江湖，心在魏阙

3、）。皇权与士大夫之间相维相持的关系比任何时候都牢固了。当然二者之间并不是永远不变的常态，此消彼长时有发生，如宋与明就有很大的差别。理学或新儒学，前所未有地成为绝对主导的社会意识形态（从官方到民间都是），成为士大夫宗奉不逾的信条，的确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学人，催生出不少的仁人志士。但是道与势之间的矛盾也更加尖锐和突出，相当多的士大夫在势的压迫下，转而尸位素餐、不置臧否，最后从皇帝开始整个官僚机器处于怠工状态。社会国家坏到极点时候挺身而出的几位志士，不能真的唤醒沉睡的灵魂。不庸讳言，很多人的出仕目的是一份好俸禄，但是中国的人口越多，教育越来越普及，科举进身的难度原来越大，官员的磨勘升迁越来越严格，即使

4、象宋朝那样大度地养了那么多的冗官，仍然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只要有其他的途径可以作为出路，一部分人就不会死抓住士大夫资格不放，这个变化发生在明代。这个情况反过来，又对士大夫产生影响，政府开始对士大夫进行更加完善的制度上的待遇保证。简单地说，宋代士大夫最优越，皇权有意与士大夫共治天下，而宋代商业实未发达到挑战官位的程度，理学此时更多地是修养，而不是束缚。在我们要论述的问题中，理学无疑是最困难的地方，因为理学向来首先是一个哲学问题进行处理的。理学真正理解困难的地方是它是中国古代哲学的最后发展阶段，是许多哲学思想和体系调和融合后的产物，如果不对之前的中国哲学有一定的了解，理学自然成为一个难点。还有一个

5、原因是，理学的名声不好，后来专门找其不好的一面来说，实际上理学本身并不坏，就象名声不好的人不一定人品不好一样。五四之前是没人骂理学的。为了更好地说明问题，我们首先简要地回顾中国哲学的历程。中国哲学至少经过五次重大的变化：1，法治到霸王道杂之，中间有短暂的道术（黄老术）的过度（秦汉之际）；2，儒学转化为玄学（魏晋之际）；3，佛学对玄学的融摄（两晋）；4，佛教的彻底中国化（以禅宗为代表，唐朝）；5，新儒学替代佛学（两宋）。从贵族到四民之首——汉宋之间士大夫的角色转换一士大夫哲学的转变将哲学放在首位是基于士大夫的特性，他们是接受系统思想，又创造思想的阶层。汉唐中国中央集权还没有到后世的程度，哲学所代

6、表的理和道的权威性仍然大于皇权，为什么选择士大夫作为论述的核心，是基于以下的考虑。我们不采用中国政治制度史或文化史等概念，而是直接将士大夫作为对象进行论述，是为了更加集中地表达我们的思考。我们认为士大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焦点，特别是宋以后历史的焦点，他们身上的特点映射了社会的主要方面的内容，同时他们最显著地体现着历史的张力。他们掌握着国家的权力，但常常几乎对社会无能为力；他们享受着良好的待遇，但对社会的不满有时比谁都强；他们本身缺乏军事素养，但常常要深入前线；他们向社会传播道德理念，但常常自己暗中干不光彩的事情。从士大夫身上我们看到各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们发掘士大夫的程度多深，

7、决定着历史发掘的深度。有时候，我们甚至产生这样的感觉，很不能取消士大夫的存在，但除此而外，好象又一时找不到可以代替的力量。宋以后士大夫的面貌、性格和状况受到以下几个主要方面的影响：1，皇权；2，理学；3，经济活动。依靠文官治理国家是宋明清三代始终坚持的方针，士大夫阶层成为统治社会的中间是为必然。失去了家族宗族基础的士大夫现在只能更加忘情地投入到政治活动中去（当然也有进也忧退也忧，即使是退隐，但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