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创新方式分析

《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创新方式分析》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创新方式分析　　一、创新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关系构架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强调要充分发挥治理体系的作用，实行系统治理和综合治理。系统治理就是要发挥党委、政府以及社会各方面的积极作用，以解决问题为导向，重视各方主体参与治理过程，并得出具有创造性和可行性的解决方案。也就是说，首先，政府要成为社会治理标准的设定者，政府要确立最低标准和底线。其次，政府应充当各个治理主体协商合作的集成者和调和者，争取广泛社会参与，促进各方形成合力。再次，政府应

2、成为培育社会参与力量的扶持者和建设者，为各方治理主体提供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和引导。最后，政府还应肩负对各方治理主体的监督和监管责任，在法律规定下对社会治理主体进行规范。社会组织不断壮大，是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是建设小康社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能化解社会结构改变所带来的管理难题，能补充政府功能的不足，更能强化社会服务的功能。[1]　　政府、企业和社会组织一起构成了三大组织体系，它们相互联系，彼此配合。《决定》在阐述社会治理体制时，提到政府主导而非政府负责,这一表述是政府进一步放权社会治理的信号

3、，政府的放权意味着社会的增权，而这个增权的范围包含社会自治领域的各个主体。在从政府负责到政府主导的变化中，构建政府与社会组织协调统一的合作模式，是正确处理社会治理中政府治理与社会治理关系的重要路径。　　良性互动模式。政社分开并不意味着政府与社会相分离，没有政社分开就无所谓政社合作，因此，政府与社会组织间治理的良性互动是政府全能角色转换的基本路径。以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公共服务为例，政府向社会组织购买社会基础服务、养老服务、城市管理服务等，形成了购买和提供的政社伙伴关系，这是政府逐步释放社会管理权力、从政府选择到社会

4、选择的模式转变。治理理论不仅追求经济、效益和效率，还有合法性、民主和公正等；它强调改革途径不仅要在公共部门引入竞争机制，而且强调在公共性日益增强的今天建立互动合作机制的重要性。[2]　　俞可平认为，治理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主要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其实质在于建立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X络的权威，其权利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3]因此，在现今独特的公民与社会二重特性的背景之下

5、，实现政府管理与社会组织自治的良性互动，就必须建构一种平等的、和谐的互动关系模式。这就要求政府加大对社会组织服务的购买力度，创新社会组织培育体制，明确政府与社会组织之间的角色定位与合作机制，同时建立双方间冲突协调以及服务引导等机制，积极引进社会广泛的智力资源，搭建良性互补互助平台，在不断的社会具体实践中，创新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治理的新格局。合作治理模式。　　80年代以来，形成了三种既有一定逻辑关系又有区别的治理方式，分别是参与治理、社会自治和合作治理。参与治理是在民主行政的理想追求中出现的，社会自治是在非政府组织

6、以及其他社会自治力量的发展中显现出来的，而合作治理则是社会自治力量不断壮大的必然结果。[4]　　首先，合作治理是一种多元化的治理模式。其次，合作治理强调社会管理主体之间的平等协商关系。在一个利益多元化的社会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分配不同，它们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性，因此在公众参与过程中，实现公众共同利益的路径主要是竞争和协商。就像市场中看不见的手调节着市场竞争的态势一样，公共利益也在私人利益的竞争中得到很好的实现。合作治理模式的倡导者认为,利益代表模式的对抗制导致了行政决策和实施过程的僵化，在解决管制问题时难以形成

7、创新和合作，例如城管治理。[5]　　不同利益的相关者虽然在一开始存在利益上的对抗和冲突，但可以通过广泛的参与和协商来转化和消解冲突，构建信任合作的模式，最后在决策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形成平等的合作伙伴关系。在这样一个模式中，政府和行政机关充当着仲裁者的角色，同时担任着召集者、调和者、组织者、技术资源提供者等多种角色，最终产生的决策结果是在政府机关和其他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二、我国社会治理中政府与社会组织间关系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行政化模式依然占主导　　由于受我国国情的影响，在社会治理中，

8、政府的行政手段仍然是主要的行政管理方式，社会公众中的矛盾依然要依靠政府行政手段来解决。而行政手段是国家通过行政机构，采取带强制性的指示、规定、行政命令等措施来调节和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手段。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家权力开始下放，社会管理中政府一元制的局面被逐渐打破，分权、放权成为改革的重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管理变革的主要方向是从一元治理到多元治理、从集权到分权、从人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