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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009年第7期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3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陶然陆曦苏福兵汪晖内容提要:在考察1990年代中期之前和之后中国地区竞争模式演变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一个分析框架,通过考察中央-地方和地方政府-企业两个维度关系及其在中国转轨30年中两个不同阶段的变化,研究了不同时期地方政府在财政激励下所面临的约束条件的变化和对应的地区竞争行动。本文指出,无论是“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型财政联邦主义”理论,还是“官员晋升锦标赛”理论,都难以解释中国转轨高增长的政治经济学逻辑。本文考察了地方政府在工业和
2、商住用地出让上的不同策略,并指出中国当前发展阶段中以地方政府提供低价土地、补贴性基础设施乃至放松劳工、环境保护标准吸引制造业的地区“竞次性”发展模式,不具备经济、社会发展乃至环境保护上的可持续性。关键词:中央-地方关系地方政府-企业关系地区保护主义“区域竞次”一、研究背景1978年开始的市场经济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经济面貌。过去30年中,中国以高于9%的年均增长率成功地从一个中央计划经济转型为新兴市场经济。学术界对中国转轨进程中的高速经济增长形成的一个基本共识是,地方政府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了非常
3、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在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扶持本地企业发展、吸引外来投资、甚至在改革早期阶段直接参与企业投资和管理等方面都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考虑到过去30年中国经济转轨过程的不同阶段,无论是中央-地方关系还是政-企关系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一个值得从学术上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是这些关系及其变化如何塑造了中国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使其在不同时期保持了发展本地经济的强大激励。已有文献试图从财政角度来解释1990年代中期前中国的高速增长,认为地方政府在预算收入中较高的边际分成比例激励了地方实行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O
4、i,1992;Montinolaetal.,1995);更有学者将此时期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归结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认为地方支持经济发展的激励来自于当时的分权模式“财政承包制”(Montinolaetal.,1995,QianandWeingast,1997)。有趣的是,在1994年进行的以“财政收入权力集中而财政支出责任不变”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之后,中央在预算内收入中所占份额大大提高,而同时地方政府实际支出责任(特别是社保支出责任)因此时期进行的大规模企业转制显著增加。但当财权
5、上收和地方支出责任增加之后,中国经济却延续了分税制改革前的高增长率。1994—2000年间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811%,与1987—1993年相同。自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甚至进一步加快,过去五年里更达到惊人的10%以上。如果要认可以“财政承包制”为标志的“中国式保护市场的财政联邦主义”是刺激中国改革早期3陶然、陆曦,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苏福兵,美国瓦萨政治学院;汪晖,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本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70633002)、科技部支撑项目(2006BAJ
6、11B06)和林肯研究院—北京大学城市发展与土地政策研究中心的资助,作者也感谢刘明兴博士的有益评论。通讯作者及地址:汪晖,浙江省杭州市凯旋路268号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土地管理系,邮政编码:310020,电子信箱:wanghuidn@zju.edu.cn。文责自负。21陶然等:地区竞争格局演变下的中国转轨:财政激励和发展模式反思高速增长的根源,那么就难以解释财政集权为特征的“分税制”改革后中国经济持续的高增长。因为随着财政集权程度提高,地方政府促进本地经济增长的激励应该有所降低。但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
7、恰相反,地方政府推动本地经济增长的激励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似乎有所提高。尽管上世纪90年代中期后大规模企业改制带来的劳动力就业缩减、加入WTO后出口高增长及宏观经济周期等多因素作用,使我们很难完全分离出分税制后财政再集权对经济增长的净影响,但可观察到的一个事实是,此时期地方政府为争夺制造业投资而展开的竞争愈演愈烈。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地方政府竞相为制造业投资而提供低成本土地和补贴性基础设施。通过低价甚至零地价出让工业用地建立了大批工业园区和开发区。这种发展模式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
8、张五常在其最近论文中甚至声称中国以县为主体出让土地并与上级政府和投资者进行收入分成的体制是一种非常具有效率的制度。在此制度下,县级政府作为土地使用权分配人按照利益最大化原则将土地授予私人使用,而地区间激烈竞争引致高增长。他断言县级竞争制度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制度推动力(Cheung,2008)。虽然地方政府通过压低土地价格(及放松劳动管制和环保)等措施吸引投资到底是一种有效的增长方式,抑或是一种不利于中国经济、社会乃至环境可持续的“竞次”(racetobottom)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