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地区“官”字款白瓷问题浅析

《京、津、冀地区“官”字款白瓷问题浅析》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京、津、冀地区“官”字款白瓷问题浅析【】唐末五代、宋、辽时期的“官”字款白瓷是京、津、冀地区普遍出现的瓷器式样。随着半个多世纪以来该地区“官”字款白瓷出土量的不断增大，其也成为学术界较为关注的热点问题。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便是“官”字款白瓷的代表性器物，其窑口应当为定窑，年代为北宋早期，“官”字款的性质很可能是用以区分民窑的符号。京、津、冀地区出土及传世“官”字款白瓷达十余件，此类具有流通性质的官方订制瓷将河北省的定窑窑场与京、津地区人们的生活有机地联系起来。【关键词】“官”字款定窑天津博物馆京、津、冀地区对唐末五代、宋、辽时期带有“官”“新官”款白釉瓷器的研

2、究至今仍是学术界存在较大分歧的一个课题。在北京、河北、天津这一地域范围内，带冇“官”“新官”款的白釉瓷器出土、存世量较多，器形丰富，是具有地域性的典型遗存。在众多“官”字款白瓷中，天津博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颇具代表性（见图1）。二者在器形、尺寸、釉色等方面几乎一致,但文物信息尚存缺失，因此有必要首先对其窑口、年代等问题进行判定。一、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窑口和年代判定天津傅物馆收藏的两件白釉碗[1],敞口，尖圆唇，斜腹，矮圈足，器底均刻划有一行书“官”字（见图2）。胎薄质坚，釉色洁白泛淡黄，施满釉，足底露胎。口径分别为19.8厘米和19.9厘米，足径分别为7厘米和7

3、.2厘米，高分别为5.7厘米和6.3厘米。从其瓷胎、釉色来分析，笔者认为其基本符合定窑白瓷的特征，窑口应为定窑，并将其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官”或“新官”款白釉瓷器主要出现在五代至北宋这一时期，曰前这类白瓷多出土于河北省曲阳定窑窑址［2］和一些辽代墓葬、塔基［3］之屮，而在邢窑窑址所在的河北省邢台地区［4］也有少量发现。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的产地大致也应在定窑、邢窑或辽窑的范围内进行辨析。邢窑制瓷的鼎盛时期是唐代，比定窑始烧年代要早。由于两个窖口的距离较近，因此常出现互相模仿的现象。学术界也称为“邢定不分”。五代、宋初时期，“官”字款G瓷在两个窑口范围地区都有发现，

4、虽然各要素都基本相似，但仍有些许差别。“定窑施釉不如邢窑均匀，尤其是碗外壁釉面往往高低不平或有所谓‘泪痕’现象”［5］。“泪痕”即积釉，是定窑白瓷非常显著的特征。在天津博物馆馆藏G釉碗的外壁釉面上，也可以清晰地发现不均匀的积釉现象。而该碗釉面还有一些凹h点状物，应是胎体杂质的表征，这与胎体细致的成熟邢窑瓷器冇一定差距。辽窑指的是“辽瓷窑系”，即在辽代烧造的具有契丹民族风格的瓷器，主要窑址包括赤峰缸瓦窑、辽阳？楣偻鸵"T捅本I•磐饭盗?泉务窑等。辽窑中的白釉瓷器，一般称为“辽白瓷”，以仿定窑白瓷为主，“一般都胎质较粗，挂粉衣而施乳白釉，覆烧法不太通行，支足多用土球”［

5、6］。由于胎质较差，瓷胎表面多施加化妆土。辽窑G瓷一般器底露胎，如辽韩佚墓白釉碗（M3:26）［7］。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胎质较纯净，釉色洁白，无化妆土，瓷化程度较高，器底施满釉，圈足规整，无“土球”窑具的支痕,与“辽白瓷”的基本特征不符。此外，在辽代缸瓦窑窑址中曾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窑具，但并未发现带有“官”字款的瓷片［8］,因此，目前看来带有“官”字款的白瓷与辽窑并无直接关系。综合上述，笔者认为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应为定窑器物。早期定窑正处于五代、宋初时期，受邢窑影响较深，因此，定窑白瓷胎体较薄，釉色洁白，但在制瓷工艺上仍不甚成熟，往往瓷胎屮存留一定杂质。笔者之所

6、以将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年代推定为北宋早期，理由有二：第一，定窑在北宋中期开始使用“覆烧法”制瓷，碗口沿处一般无釉，形成“芒口”。而该碗口沿处亦施釉，烧造方法明显为一祖一装的“仰烧法”，与北宋早期定窑烧造方法一致。第二，定窑在北宋中晚期烧窑原料发生变化，由烧柴变为烧煤，这导致定窑白瓷釉色呈牙白色。天津博物馆馆藏白釉碗釉色洁白，微泛黄，釉质光洁，符合北宋早期定窑白瓷的釉色特征。二、定窑白瓷屮“官”字款的性质对于定窑白瓷中“官”字款性质的研宄，前人已经做出了很多的努力，但仍然没有得到一个较为准确的论断。20世纪80年代以来，许多学者结合新的考古资料重新对“官”字款的性质

7、进行论证。其中，一种观点指出“官”字款与北宋宫廷的“太官署”相关［9］。笔者认为，该观点有小误不安之处，有必要就“官”字款的性质进行辨析。首先，从五代、北宋时期瓷器底部的刻画铭文来看，主要可分为两种:其一为表地点，其二为表机构。表示地点的铭文有“盈”（大盈库）、“五王府”等；表示机构的铭文如“尚食局”“尚药局”等。如果“官”字款代表北宋“太官署”这样的内廷机构，则应遵循于机构铭文的全称制式，不应使用简称。此外，该学者使用1997年岳州窑遗址出土的“太官”款青瓷碗作为“太官署”瓷器的依据。［10］笔者认为，这也是不恰当的。因为岳州窖在唐末己经趋于衰落，北宋朝廷应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