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金代白瓷上的红色标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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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析金代白瓷上的红色标记　　【关键词】金代；白瓷；红色标记；符号；码子　　【摘要】在金代遗址出土的白釉瓷器上经常发现带有“一”“×”“�`”“卅”等符号的红色标记，文章通过对吉林前郭塔虎城、河北黄骅海丰镇、辽宁朝阳营州路等金代遗址出土的这类带有红色标记瓷器的分析，推测这类标记可能为瓷器行销中便于统计数目而书写的“码子”，对于复原和研究宋金时期的瓷器贸易具有重要意义。　　金代是中国北方陶瓷手工业发展的繁荣期，由于南北方的政治对立而形成的相对封闭的市场环境，促成了北方窑场百家争艳的局面。同时，在辽代已被点燃的窑火在东北的土地上愈加兴旺，从速频之东的村寨，到金山以北的戍堡，都可

2、以发现“本土”烧造之白瓷与定窑细瓷相伴相生。仔细观摩这些瓷片，我们经常会在这些化妆白瓷和定窑白瓷的釉面上发现一类红色的标记符号，一般多为“一”“×”“”“卅”等字形以及这几种字形的组合，对于这类符号的成因与功能少有学者探讨，笔者试从东北及河北地区出土的材料加以分析，以期抛砖引玉之效。　　一、出土“红色标记”白瓷举例　　带有红色标记的瓷器多出土于金代各州级城址以及大型遗址，在定窑遗址中也有大量发现。本文主要基于吉林前郭塔虎城、辽宁朝阳营州路遗址、河北黄骅海丰镇遗址以及吉林洮南城四家子古城四处遗址的考古出土材料来进行探讨。在上述遗址中，塔虎城为金代肇州遗址，海丰镇遗址主要为金

3、元时期遗址，这两处遗址内涵较为单纯，较少辽、北宋时期遗存，而营州路遗址、城四家子古城均为辽金沿用，但金代遗存相对较丰富。　　本文选取的标本有塔虎城遗址的9件[1]，海丰镇遗址7件[2]，营州路遗址5件[3]，还有笔者在城四家子古城遗址采集的标本2件。通过对这些标本进行统计，我们发现，红色标记主要有“一”字、“”字、“卅”字、“×”字以及组合使用五类，其中“一”字类占总数的22%，“”字类占总数的13%，“卅”字类占总数的4%，“×”字类占总数的30%，组合使用类占总数的30%。从窑口分布来看，定窑白瓷占总数的39%，化妆白瓷占总数的61%；从器型来看，碗类占总数的61%，

4、盘类占总数的39%。总体看来，红色标记瓷器在窑口和器型的比率上与金代瓷器贸易的大体面貌相契合，可以被看作金代民用瓷器的抽样样本。　　上述标本中，化妆白瓷大部分采用涩圈叠烧工艺，为金代遗存无疑，而采用支钉垫烧的瓷器在器型上也多为金代风格。定窑白瓷的釉色皆泛黄，亦为金代遗存。但在朝阳杜杖子辽墓中出土的一例东北窑口的白釉花口盘[4]，其外底亦标有红色“×I”字样，说明此类符号至迟在北宋时期就已经开始使用，但大量标本的时代主要集中于金代。同时，在包头燕家梁等元代遗址的瓷片上也零星有见，说明此类红色标记的传统在元代遗风尚存。及至明清，瓷器上的红色标记未再发现。　　二、“红色标记”的

5、成因、　　功能分析　　通过对各遗址出土材料的性状比对、归纳，我们发现红色标记的颜色主要呈橘红色或暗红色，部分标本的标记处有金色金属光泽。以往有学者认为这类红色痕迹是用尖锐铁器反复刻划形成，而红色可能为铁锈类的金属氧化物。在电子显微镜下，我们对标本THC∶2的红色标记进行了观察，发现红色标记的线条宽度在0.3～0.8毫米之间，线条由10～20丝毛刷状笔触构成，下笔粗犷随意，线条粗细不一，而组成线条的丝状结构为凝固在釉面表面的固态物质，这种固态物质嵌入釉面，手指很难感觉到线条的凸起。同时，丝状结构沿线条轨迹两侧有明显的挤压溢出现象，这说明红色标记可能为一类硬质毛刷蘸抹红色胶状

6、颜料在瓷器表面划刻书写而成，但不排除铁锈的可能。可以肯定的是，这类红色颜料具有极强的附着力，以至于瓷器在经历长年累月的日常使用后仍然没有抹掉，并随着时间的推移愈加稳定。　　那么这类标记究竟形成于瓷器贸易的哪一环节呢？　　首先，是否在制作环节？定窑研究者自正先生曾留意过这类现象，并提出是窑工修坯或者器成之后剔去瑕疵等行为中铁削刀与器体接触后经过长年氧化而形成的痕迹，但通过观察大量同类标本，我们认为这类符号存在内在的逻辑联系，不似无意而为。其次，是否是瓷器使用者为之？这种看法似乎更贴近材料的表象，因为大多红标瓷器出土于遗址，且与绘有墨书、花押等标记的瓷器相混杂，如果以所有者之

7、私人标志来解释也不无道理。但是，墨书一般书于器底，而红色标记不仅在器底有之，在内壁、外壁、内底都有存在，并且不管所标识之器是缸胎粗瓷碗还是定窑印花盘，皆一视同仁，不论美丑，一挥而就，委实有碍观瞻。至此，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类红色标记应形成于瓷器贸易的行销阶段。　　为了进一步解释其功能，我们不妨先归纳其客观特性：其一，施加�ο笾饕�为日用瓷器之大宗的碗、盘；其二，这类标记具有稳定的使用规则，在整个北方地区通用；其三，红色标记难以擦除。再从标记符号本身进行审视，我们不难发现，“一”“”“卅”均可识读为汉字单字，分别为一、二十、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