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度学逻辑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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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度学逻辑分析　　中图分类号G719.2文献标识码A1008-3219（2016）16-0008-06　　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是与生俱来的，他们之间的关系不仅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社会分工逐渐专业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社会分工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职业教育作为独立教育类型的出现，也提高了职业教育的效率，但是专业化分工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教育与产业之间天然联系的断裂，职业教育逐渐游离出产业环境，并且有欲行欲远的趋势。为拉近两者的距离，并让其在新的发展阶段重现先天融合之状况，必然需要社会力量的推动，尤其是政府与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将成为必不可少的主导推动力。然而，目前已

2、有政策，对于提升职业教育中产教融合的效果并不明显。无论是中观的校企合作还是微观的工学结合，都没有达到预想的效果[1][2]。因此，通过研究已有政策的历史变迁，分析政策产生的逻辑及其存在的问题，对于完善产教融合的政策支持系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问题的界定　　“产”就是对“产业”的简称，从传统意义来说，产业主要是指经济社会物质生产部门，随着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产业的内涵不断充实，外延也不断扩展。产业是指利益相互联系、具有不同分工的各个相关行业所组成的业态总称，泛指一切生产物质产品和提供劳务活动的集合性组织。“教”即“教育”，在此特指职业教育，是指人类社会分工发展到一定程度

3、后，为满足社会再生产发展，产业对人才素质提出的专业化要求而产生的独立部门，其目的主要在于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所需要的人才。“融合”指的是两种或多种不同事物合成一体，是指相关事物之间主要发生质的变化，并成为一种新事物，这种新事物在形式、内容方面可能不同于原有事物，质量有所提升和改变[3]。因此，“产教融合”是指职业教育与物质生产、社会服务等行业共同开展生产、服务和教育活动，并且形成不同于单纯的教育与产业的另一种组织形式。此组织的核心是从事教育、物质生产或社会服务工作，并为产业部门提供合格、成熟的劳动者。其不同于校企合作中企业和学校权、责、利的分配，而是必须形成一个具有不同于学校或者企业功

4、能的新的组织，这个新组织承担起学校毕业生顺利走向工作岗位且能胜任工作的重任，是学校和产业之间有效衔接的桥梁。因此，制定适合此组织发展的支持政策，对于产教融合组织的形成和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产教融合政策的变迁　　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制度变迁是创新主体基于一定目标而进行的制度重新安排和制度结构的重新调整，是一种社会效益更高的制度对低效制度的替代”[4]。制度变迁的目的在于提高制度的效益，为制度推动者带来利益的最大化。因此，产教融合相关政策的变迁也是为了产业和职业教育两者利益的最大化。职业教育属于社会公益事业，政府是最大的受益者，产业则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组成部分，经济发展

5、中市场既是推动者，同时也是收益者。为此，职业教育政策变迁受政府和市场双重规制的影响，形成了两种主要的范式，即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与市场本位的政策范式。　　（一）《职业教育法》颁布前与国家本位的政策范式　　1978-1996年间，我国职业教育经历了恢复、发展和停滞的不同历程。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成来看，这一时期可以归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初期，国家政策以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市场化为主。1978年后，中央领导人和政府相继发布讲话和文件，表明了发展职业教育的观点，且在《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中，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发展的途径，即改办普通高中，中等职业教育也因此得到恢复和发展。政府给予学校拨

6、款和社会力量相关优惠政策支持职业学校的发展。如1983-1985年间中央财政共划拨了15000万元的职业教育补助经费[5]；减免校办工厂的税收，吸引企业投资职业教育；同时也充分发挥中介组织的力量，成为学校和社会力量衔接的桥梁，将招生、就业与市场产业进行很好的衔接。此时政府是职业教育政策的主要制定者和推动着，其目的在于确定职业教育的合法地位，从社会吸取办学资源，并将毕业生投放市场，为国民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带有很强的计划培养特点。国家本位、政府主导的政策，曾经一度造就了职业教育中产教结合的可喜成绩，中等职业教育招生人数持续上升，1996年达到了188.91万人[6]，毕业生与用人单位的要

7、求高度吻合，受到了市场的欢迎，甚至出现了提前预定和争抢的局面[7]。但在国家本位的政策导向下，职业教育对政府形成了强烈依赖，在政府政策及相关配套改革工作滞后的情况下，90年代后期职业教育发展开始出现停滞甚至衰落的状态，招生数量持续下滑，“1998年我国中等职业学校约2200所，除普通中专校约1200人外，其他几类学校校均规模只有500人左右”[8]。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的联系也逐渐脆弱，职业教育发展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二）《职业教育法》颁布后与国家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