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青春的书写困境与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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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叛逆青春下的书写困境与超越—以春树作品中“坏女孩”形象为例80后的青春文学从市场走向文坛，从一出场就迅速占据市场，其发展势头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80后青春文学起步于市场，其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均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因此，80后的青春文学饱受非议，屡屡遭受负面评价。然而，这种新文学的存在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80后的作家们，将他们那一代孩子内心的孤独与忧伤华丽的呈现出来，道出了这一代孩子内心的孤寂，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且，从80后青春文学所展现的叛逆中，可以看到这一代青少年对一些社会存在的看法，从他

2、们的反抗中关注青少年的内心呼唤。另外，这些作家们不自觉的形成了80后青春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独特文本范式，用文字和心力使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形成良性互动与对话，实现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价值。总之，尽管80后青春文学存在缺陷，但确实有不能忽视的优点，需要当今文坛对80后青春文学保留多一点包容的态度。随着80后小作家的成长，相信80后的青春文学也必然会趋于成熟。中国“80后”青春文学的“大旗”是在消费文化流行和文化产业融入市场的典型语境中，伴随着中国语文教育机制的改革树立起来的。和“70后”作家相比，这一代作家主要以叛

3、逆青春作为其书写的主要内容，更加凸显了青春期所特有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春树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通过“坏女孩”形象的塑造凸显了青春期女孩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的特点，也成为其闯入文坛的法宝。然而，春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青春的叛逆，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的意图；春树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试图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通过想象性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的不足的做法；迎合媒体写作而导致小说精神的匮乏，彰显了包括春树在内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

4、的写作困境和超越的可能性。一“坏女孩”形象的时代文化意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日趋衰微，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也由于市场理念的冲击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叛逆青春的书写表达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和自身文化身份的探求。作为青春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春树以其笔下的“坏女孩”形象既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又解构了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念。“坏女孩”因此成为这一时期作家认同，媒体追捧和受众关注的极富包蕴性的超级文化符号。春树以“坏女孩”形象作为叛逆

5、青春的承载和依托为其作品取得轰动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春树在其作品中刻意塑造了诸多“坏女孩”的形象。在她的处女作《北京娃娃》封面靠近书脊处的位置印有“我，十七岁，坏女孩”。文本所极力张扬的也正是女主人公青春期躁动的性经历（初夜的惨淡以及一次次有性无爱的盲目而奋不顾身的性爱体验），对西X中学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尖锐反叛以及加入各种摇滚乐队，出入于各种酒吧、网吧、俱乐部等放荡的生活方式。《北京娃娃》的续篇《长达半天的欢乐》，延续了前者的风格，封面上的图书广告语“6《北京娃娃》的再次锐叫，春树风云激荡全球”再次表

6、明了主人公的“坏女孩”性质。春树在《北京娃娃》中，塑造了坏女孩“林嘉芙”，在《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塑造了坏女孩“春无力”。此外，其它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还有《2条命》中的“遇断”，《光年之美国梦》中的“我”、“翠青”等等。这些“坏女孩”形象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也成为春树塑造的这一形象的深层原因。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竞争意识的明显增强，深受传统意识束缚的女性早已不满于静默地栖息在男性的藩篱之中。曾经赋予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为女性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反而成了负累。当时有一

7、个尖锐的文化问题：“为什么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青年女性的心声。于是各种纸煤、影视、网络推出的一大批“坏女孩”形象成为当时青春女性们纷纷追捧，效仿的偶像。诸如：“70后”的卫慧、棉棉；影视中的“小燕子”；网络中的木子美等等。她们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挣脱来为自身的生存竞争寻求文化支撑。其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正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很显然，‘坏女人’的形象以最为含混而暧昧的形式，构造着这个时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想象最重要的超级符号。”这一超级符号在以下三点赢得了消费社

8、会读者的广泛关注。第一，它满足了读者对于“坏女孩”生活样态的窥视欲望而获得了极为暧昧的观赏价值；第二，“坏女孩”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含蓄、阴柔、顺从的东方古典女性形象，对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三，围绕“坏女孩”形象引发的争论了因其新闻性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因为“坏女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而一度导致受众群体的道德恐慌。再次，从写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