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逆青春的书写困境与超越 - 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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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逆青春下的书写困境与超越—以春树作品中“坏女孩”形象为例80后的青春文学从市场走向文坛，从一出场就迅速占据市场，其发展势头引起文学界的广泛关注。由于80后青春文学起步于市场，其创作主体和阅读主体均为处于青春期的青少年，因此，80后的青春文学饱受非议，屡屡遭受负面评价。然而，这种新文学的存在和迅速发展，必然有其合理性。80后的作家们，将他们那一代孩子内心的孤独与忧伤华丽的呈现出来，道出了这一代孩子内心的孤寂，引起青少年的共鸣。而且，从80后青春文学所展现的叛逆中，可以看到这一代青少年对一些社会存在的看法，从他们的反抗中关注青少年的内心呼唤。另外，这些作家们不自觉的形成了80后青春文学不同于传统文学的独特文本范式，用文字和心力使创作主体与阅读主体形成良性互动与对话，实现了文学应该具有的价值。总之，尽管80后青春文学存在缺陷，但确实有不能忽视的优点，需要当今文坛对80后青春文学保留多一点包容的态度。随着80后小作家的成长，相信80后的青春文学也必然会趋于成熟。中国“80后”青春文学的“大旗”是在消费文化流行和文化产业融入市场的典型语境中，伴随着中国语文教育机制的改革树立起来的。和“70后”作家相比，这一代作家主要以叛逆青春作为其书写的主要内容，更加凸显了青春期所特有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春树作为“80后”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通过“坏女孩”形象的塑造凸显了青春期女孩的欲望奔突和叛逆动荡的特点，也成为其闯入文坛的法宝。然而，春树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表达了青春的叛逆，但由于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的意图；春树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试图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通过想象性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的不足的做法；迎合媒体写作而导致小说精神的匮乏，彰显了包括春树在内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写作困境和超越的可能性。一“坏女孩”形象的时代文化意蕴伴随着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传统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日趋衰微，当前的主流意识形态在进入消费社会后也由于市场理念的冲击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在此文化背景下，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叛逆青春的书写表达着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和自身文化身份的探求。作为青春文学代表性的作家，春树以其笔下的“坏女孩”形象既表达了青春期特有的叛逆又解构了传统女性的价值观念。“坏女孩”因此成为这一时期作家认同，媒体追捧和受众关注的极富包蕴性的超级文化符号。春树以“坏女孩”形象作为叛逆青春的承载和依托为其作品取得轰动效应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因此，春树在其作品中刻意塑造了诸多“坏女孩”的形象。在她的处女作《北京娃娃》封面靠近书脊处的位置印有“我，十七岁，坏女孩”。文本所极力张扬的也正是女主人公青春期躁动的性经历（初夜的惨淡以及一次次有性无爱的盲目而奋不顾身的性爱体验），对西X中学僵化的教育体制的尖锐反叛以及加入各种摇滚乐队，出入于各种酒吧、网吧、俱乐部等放荡的生活方式。《北京娃娃》的续篇《长达半天的欢乐》，延续了前者的风格，封面上的图书广告语“6 《北京娃娃》的再次锐叫，春树风云激荡全球”再次表明了主人公的“坏女孩”性质。春树在《北京娃娃》中，塑造了坏女孩“林嘉芙”，在《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塑造了坏女孩“春无力”。此外，其它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还有《2条命》中的“遇断”，《光年之美国梦》中的“我”、“翠青”等等。这些“坏女孩”形象蕴含着我们这个时代极为丰富的文化内涵，从而也成为春树塑造的这一形象的深层原因。首先，从文化的角度来看，随着市场竞争意识的明显增强，深受传统意识束缚的女性早已不满于静默地栖息在男性的藩篱之中。曾经赋予女性的传统价值观念不仅没有为女性在市场竞争中赢得优势，反而成了负累。当时有一个尖锐的文化问题：“为什么温顺使我们一事无成?”这也可以说代表了当时中国绝大部分青年女性的心声。于是各种纸煤、影视、网络推出的一大批“坏女孩”形象成为当时青春女性们纷纷追捧，效仿的偶像。诸如：“70后”的卫慧、棉棉；影视中的“小燕子”；网络中的木子美等等。她们通过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挣脱来为自身的生存竞争寻求文化支撑。其次，从文学形象的角度来看，正如著名的文学批评家陈晓明所说“很显然，‘坏女人’的形象以最为含混而暧昧的形式，构造着这个时期关于消费社会的文学想象最重要的超级符号。”这一超级符号在以下三点赢得了消费社会读者的广泛关注。第一，它满足了读者对于“坏女孩”生活样态的窥视欲望而获得了极为暧昧的观赏价值；第二，“坏女孩”的反文化、反传统的倾向刷新了人们心目中含蓄、阴柔、顺从的东方古典女性形象，对人们的审美价值取向构成了极大的挑战；第三，围绕“坏女孩”形象引发的争论了因其新闻性一度成为媒体讨论的热点话题，甚至因为“坏女孩”对传统价值观念的颠覆和对传统道德观念的冲击而一度导致受众群体的道德恐慌。再次，从写作主体的角度来讲，“80后”青春文学作家都在刻意标明自身叛逆的文化姿态，作为青春文学的代表性作家，春树在其作品中多处提到反映叛逆青春的文学和影视作品，诸如：《麦田里的守望者》、《在路上》、《十七岁》、《古惑仔》、《自由的边缘》、《出租车司机》、《搏击俱乐部》、《坏孩子的天空》、《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等等。不仅如此，春树作品中的许多情节也出自这些文学、影视资源，最典型的如：《牿岭街少年杀人事件》中“小四”和“小明”的关系转化为《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我”和“李小枪”的关系，并且作者在该作品中还设置了一个独立的章节“长安街少年杀人事件”。除此以外，春树还在作品中反复标明自己的“朋克”身份，并通过作品中人物的言行举止，如紧身夹克、匡威鞋、雷鬼乐等强化自己对主流文化的“拒绝”和“放弃”的朋克姿态。但不同于产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为受到忽视的白人无业青年代言的英国朋克，“他们通过各式各样隐晦而滑稽的表现，声称自己受到了束缚——皮带和铁链，紧身夹克和僵硬的姿态——描述自己深受奴役的境况”。春树对青春文化资源的大量使用。和其所标榜的“朋克”身份，其实只是在确立自己的文化姿态和身份认同。通过“坏女孩”这一超级形象，春树终于敲开了文学的大门，在文学圈中赢得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合法位置。“坏女孩”形象成为春树从事文学写作的身份标识和文学旗帜。但是，春树将复杂的青春文化资源弱化为道德层面的“坏”，在获得文化姿态的同时，无疑将减弱了作品对传统迂腐道德的冲击力量。而且，对“坏女孩”道德层面的“坏”的标榜有着被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媒体、大众都可以接纳的现实考量，这在使“坏女孩”成为这一时代超级意象的同时，也必将导致“坏女孩”这一形象由于缺乏必要的深度而表现出类同化、平面化、概念化的特点。“坏女孩”这一形象在大众文化居于主导地位的消费时代也只能以“坏”流行。二、青春行走中的叛逆与迷失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通过“坏女孩”这一形象叩响文学之门后，通过一种别样的青春的生活方式来彰显自身的叛逆和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这种叛逆和抵抗主要是通过青年人所选取的某种风格化的生活方式而进行的。。”这些“坏女孩”形象虽然受到主流文化一定程度的抵制，但却得到了以青春叛逆主导的个性化生活方式的支撑。“坏女孩”通过自己个性的6 生活方式与主流文化及其价值观念相对抗，并以此获得自身的文化姿态和自我认同。其实，关于“坏女孩”叛逆青春的书写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早已有之，在新文化运动之始就出现了丁玲的《沙菲女士的日记》。作品中的“莎菲”以青春期特有的焦躁、苦闷、放纵、叛逆的生活方式与她所处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念相对抗，作品中灵与肉的冲突表现了强烈的个性色彩和反封建的时代主题。在其后的革命文学时期，茅盾的笔下“梅女士”孤傲冷僻，在与平庸和卑琐的生活方式的对抗中大胆追求自己的理想和爱情并最终融入了革命的洪流。到了新时期，“林道静”、“梅女士”沉重的青春困惑逐渐被林白、陈染的私语小说和卫慧、棉棉的欲望小说所取代。私语小说通过对女性私密体验的发掘表现对男性权威的大胆反叛，欲望小说则以赤裸裸的疯狂和尖叫表达着对市场的投靠和拥抱。在此过程中，传统价值、革命意识形态以及新时期的启蒙主义都遭到了质疑，春树开始写作的年代已无可依托，于是通过新时代青年个性生活方式来确立“自我”的叛逆姿态和文化认同成为其写作的重要向度。在青年亚文化的支撑下，春树在自己的作品中大胆表现了一种残酷的生活方式。在性方面，春树叙写了女主人公生生不息的欲望奔突以及和多名异性之间的情感纠葛。春树笔下的女性角色大胆叛逆，男性角色却各个自私偏执。而且形成了一个基本的情节模式：最初都是女性角色冲动地投身其中，但最终无不因男性角色的不堪而将其抛弃。这种情节模式体现了作者对男权文化抗争与不满，而且其最终的被抛弃表明了女性青春自我的胜利姿态。同时，这种模式化的情节在两个方面刺激了读者的阅读需求。一是低龄化青涩的性与爱，以及与其相伴随的颓废气息。二是浓重的女性自恋和胜利姿态满足了青春女性读者的阅读快感。同时，摇滚乐也是春树塑造“坏女孩”形象的重要元素。作品中不但出现了诸如“冷血动物”、“盲肠”、“木马”、“精卵”、“无聊军队”、“逆子”等摇滚乐队的名称以及大量反主流的摇滚乐歌词，而且作品通过乐队演奏时与观众的冲突表达了对主流的不满和对平庸观众的不屑。除了“性”和摇滚乐的话题，春树作品还表现了贴诗、涂鸦、旅行、酗酒、吸叶子、自恋、自残、自杀等叛逆青春的生活景观。这种残酷的青春叛逆的文化生活方式，通过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抗争，确证着“坏女孩”们的自我身份认同和文化选择。但是，春树作品对青年亚文化生活方式的书写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精神超越。春树及其笔下的“坏女孩”在进行反叛时也具有强烈的通过媒体的社会地位赋予功能，而获取身份的色彩。在《北京娃娃》、《长达半天的欢乐》中所表达的“坏女孩”的反叛、焦虑，随着作者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提升和好转，在作品中被逐渐弱化，直至消失。在其新近出版的《光年之美国梦》中，主人公已经开始投身到后工业社会的消费和休闲之中，反叛的青春文化生活方式最终被大都市中的小资情调所取代。曾经要“战死街头”的“北京娃娃”、“春无力”最终成为与消费时代共谋的“英雄”。三“自在”青春状态下的执迷与缺失以春树为代表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和文学史中的大多数文学派别不同，是在先有文学旗帜然后不断有作家加入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青春文学”的大旗要求其麾下的成员必需进行叛逆青春的书写，叛逆、另类、低龄是其青春书写的主要特点。上文主要以春树为例论述了“坏女孩”叛逆、另类的新时代青春文化生活方式。其实，标明“坏女孩”叛逆的低龄化，正值青春，拒绝成长和成熟是包括春树在内的所有“80”后青春文学作家面临的更深层次的困境和焦虑。也就是说，他们必须在有限的青春岁月不断地挖掘和触探青春的生命感悟和人生体验；必须表达那个正在生成中的青春自我的叛逆和焦灼；必须充分张扬青春个体欲望之流的奔腾与激荡。与“80后”青春文学作家极力表达叛逆青春的“自在”状态不同，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中，关于叛逆青春的书写总是和时代、民族的宏大主题相关联。青春的成长和成熟往往预示和象征着革命的成长和成熟，国家的成长和成熟。然而，在消费时代，这种追求青春自我成长和成熟的宏大叙事，在“80后”青春文学叙事中转变成对青春个体的“自在”状态的书写。以春树为例，作者在书写6 “坏女孩”的叛逆青春时，除了这些“坏女孩”反叛和自由的姿态，我们看不到任何成熟的性格内涵，也看不到她们对自我进行反思和提升。。相反，我们在其作品中看到却是“坏女孩”们在不断地重申“我们正值青春”，“我们的青春永远不会逝去”的呼告。通过这样一种呼告，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在重申青春精彩性的同时，表达了对成长和成熟的拒绝，对任何赋予青春以象征意义的反叛。除了在内容上进行表现外，春树还在情节和结构两个方面表现了对青春成长和成熟的焦虑与拒绝。首先，春树的作品通常由若干个情爱故事连结而成，就每个故事而言表达了一种共同的情境：“我总是陷到一个漩涡里去。开端不管多幸福轻松，都会逐渐发展为沉重和无奈。”这种幸福轻松的开始和沉重无奈的结束，成为贯穿春树现有作品的主要情节模式。作品中的“坏女孩”一次次勇敢的跃入情感的漩涡，在领略了各种情爱景观之后又激流勇退。，“坏女孩”的每一次情爱经历并不指向婚姻，男性角色在情爱故事中无不因各种各样的人格缺陷而遭到女性角色最终抛弃。借此，作品凸显了“坏女孩”在此种情爱模式中对传统婚姻观念的反叛以及从更深层的心理上反映了作者对类似于“结婚”等成人仪式的拒绝。由此，这种情节模式的设置也导致了作品情节的重复以及人物形象的单薄和扁平。除了少数几个主要人物，大部分人物呼之即来，挥之即去。即使是主要人物如“林嘉芙”“春无力”“遇断”“翠青”等，也都不具有丰富、复杂的性格内涵，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几近相同的叛逆性的青春情绪。其次，春树在其作品中放弃了传统线性的叙事方式，通过场景连缀来拒绝青春主体的进一步成长和成熟。春树作品中的诸多情爱故事就是以一种“MTV”的方式连缀在一起的。“坏女孩”由一个情爱故事跃出进入到另一个情爱故事，并不会导致其走向成熟。情爱故事和情爱故事之间也缺乏意义生成所必要的逻辑关联。而且，由于“MTV”化的场景连缀方式类似于后现代主义文化所表现出来的碎片拼贴性，把主体成长、成熟的线性叙事和意义生成的可能性拒之门外。“坏女孩”一次次出入于没有关联性的零散的各种情爱故事之中，主体无法获得自我价值的提升和超越。同时，这种“MTV”式的场景连缀方式，由于缺乏情节的铺展、延伸，而使情节表现出单调、重复的特点。这种情节的单调和重复使作品中的主人公未能表现出成长的心路历程和生命感悟。以“MTV”式的场景连缀方式在丧失了主体成熟的可能性之后，也导致了作品空间感的单调和重复。小说的空间从北京、天津、武汉、到虚构的“S”国、“M”国直至曼谷、美国的拓展也未能扩大作品的气象，在空间的不断变化中包裹的却是大致相同的青春反叛情绪。也就是说，春树在表达拒绝成熟的青春主体的同时，也在这种自我生成中迷失。综上所述，春树不论是在内容还是在叙事方式上都拒绝青春步入成熟，拒绝为青春赋予意义而沉迷在青春的“自在”状态中。这既是对青春文学大旗的全力支持，也是商业化时代青春的“自在”状态获得消费意义的重要表征。四迎合媒体的写作与小说精神的匮乏“坏女孩”的身份标识、叛逆的青春文化生活方式以及对青春“自在”状态的迷恋表明了青春自我的文化姿态和身份认同。然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媒体社会的大环境中得以表现的。当媒体强大到一定程度，文学的生产和运作也就会受到媒体自身规律的种种规范而改变其角色和功能。与此相应，以春树为代表的中国“80”后青春文学作家有着明确的迎合媒体写作的意识。通过引发媒体的关注而产生文学轰动效应，成为他们加入到文学商业化进程中重要方式和手段。6 和传统的文学生产和传播机制不同，媒体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需要不断在文化市场上制造热点以刺激读者的中枢神经。如果说传统的文学批评主要关注文学自身的特性，文学的社会效果的话，媒体则更多地关注文学的新闻性、轰动性及其所产生的巨额利润。因此，媒体经常在文学事件的趣味性和刺激性上大肆炒作，夸大能够引发受众兴趣的话题，诸如：文学作品中有争议的题材、独特的形式、巨大的发行量，甚至是能够满足受众窥视欲望的某些场景、人物、细节。在此情境下，传统的文学批评模式因不符合文化市场的规律和逻辑而被驱逐或者被大众传媒的运作机制所利用，直接导致了传统文学理论和深度阅读模式的失效。为了迎合媒体社会中文学的运作机制，春树将“坏女孩”的“坏”作为自身写作的诉求点，书写了“坏女孩”的低龄、青涩、动荡的叛逆青春。在结构和情节模式上，春树将“坏女孩”的情爱故事片段进行“MTV”式的拼贴。在主题和意义上，表现青春的“自在”和狂放，拒绝任何意义的赋予。除了通过写作迎合媒体外，春树还主动投入到出版商与媒体共谋的文化产业运作机制中。比如春树的处女作《北京娃娃》的出版商是引发诗坛大地震的著名“下半身”诗人沈浩波。在其策划和安排下，将原来的书名《冰的世界》改为《北京娃娃》，意味着“80后”的“北京娃娃”比“70后”的“上海宝贝”更叛逆、更疯狂。春树在成都签名售书时的“肚兜风波”也引发了媒体的极大关注和集中式的报道，激发了读者的浓厚兴趣和购买欲求。这种由作者主动投入的书商策划、媒体关注、读者购买的运作机制，跨越了传统图书的宣传、发行模式使该书的发行量一路飙升、势不可挡。由此，她的《北京娃娃》也以多国文字在海外出版从而使春树声名远播、名利双收。如稍加思考，春树等“80后”青春文学作家的“文名”并非由于他们作品的深度，而更多源自于媒体的积极运作，甚至一度引起了世界级超大媒体的关注。在与主流媒体频繁的接触中，春树笔下“坏女孩”的另类形象被媒体以其自身的话语逻辑不断彰显，并表达着特定的媒体精神和媒体欲望，折射出大众文化语境中媒介主体的关注点，对受众的诉求点以及媒体自身的运作规律和逻辑。而这一切和文学的精神，文学的表意机制正相冲突。迎合媒体的写作必将导致文学被纳入到媒体运作的轨道而丧失了文学的独立品格以及对存在的勘探能力。更进一步说，春树通过“坏女孩”形象的书写，所凸显的低龄、另类、叛逆的特点，在媒体的运作中，最终弱化为消费的文化符号，致使这种道德层面的“坏”始终未能深入到人性“恶”的层面，没有真正的深层内涵。五青春写作的困境与超越以研究青年亚文化著称的英国社会学家安吉拉·默克罗比曾说：“远离家庭和学校的控制，亚文化拥行一个相对自足自治的空间，这为它更为有力地削弱了其他社会机构对青少年的规范。这是亚文化的部分魅力之所在。”春树通过“坏女孩”形象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青年亚文化对主流文化价值观念的对抗姿态，尤其是在她的《北京娃娃》和《长达半天的欢乐》中，在对成人世界的行为方式，对北京某职高的教育体制，对官方的评奖选拔制度极尽嘲讽和抗争的同时张扬着青春自我的叛逆和自由。但是她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和不断表达主体自我的不确定性和生成性而使青春永久化的努力，昭示了中国“80后”青春文学写作的困境。这一点正如系统研究西方成长教育小说的王炎所说：“青春写作一方面强调青春的躁动和冒险，另一方面又先天地被青春的时间性所限，所以这种小说的内部一定是充满矛盾的。”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个体的最大的愿望就是延长青春，结局永远是开放的，成熟永远也不可能到来。这样一来，成长教育小说作为一种文学形式也就被终结了”。对青春“自在”状态的执迷即是动荡、反叛的青涩青春的表达方式，也包含了对青春逝去的焦虑和无奈；既是表达青春主体同周边世界的矛盾、冲突，也包含了此种矛盾、冲突因成熟的延宕而不可解决的困惑、焦灼；青春的“自在”状态在表达某种叛逆精神的同时，也包含着青春的价值恰恰就是其自身的意义退化。这一切都意味着“80后”青春文学作家走出青春书写进行文学转型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次，通过想象性的写作以遮蔽生活经验不足的做法也暗含了青春写作的另一方面困境：在文本空间不断拓展和时间不断延伸的叙事中，包裹的却是大致相同的青春情绪和体验。然而这种青春情绪和体验并不能支撑起文学的大厦，虽然表达“坏女孩”的青春叛逆能给人们某种“震惊”6 体验，但文学最终必需返回到解决人们的现实困境和文化困境中来，必需以人物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来表达其所处时代和民族的文化内涵。而在春树的作品中，“坏女孩”形象除了反叛的冲动和欲望的奔突之外，缺乏现实反映的深度和人物形象所应有的厚度。在“青春文学”的大旗下有所成就的“80”后作家，亟待解决的问题不是继续被束缚在这面大旗之下继续创作听将令的文学，而是进一步拓展自身生活感受和生命体验，将自身所具有的反叛精神铸造成文学创作中必不可少的“青春精神”，敢于冲破对人性扭曲和束缚的一切枷锁和罗网，表达用文学向社会发言的勇气和锐气。再次，青年一代的叛逆的生活方式是表达青春叛逆的重要文化依托，但春树作品中青春叛逆者生活方式的书写仅仅停留在反叛的层面而缺乏必要的超越主题。没有了这种超越性主题，春树作品中的“坏女孩”形象就表现出为反叛而反叛的特点，反叛也因此丧失了本应有的文化意义。在其新作《光年之美国梦》中，浓郁的消费色彩和小资产阶级审美情调已表现的相当明显和突出。这表明了春树等更为年轻的作家在对此前的“70”后棉棉、卫慧的反叛中，代际特征已不明显。春树作品中的当代青年文化生活方式所表现出来的叛逆有着更多的现实考虑和利益打算。他们在对主流意识形态进行反抗的同时，也在进行着对消费社会所特有的新意识形态的投靠。也由于春树的作品缺乏超越主题，“坏女孩”的青春叛逆所引发的焦虑仅止于青春的焦虑而很难上升到复杂的文化层面和幽微的人性层面。最后，春树为媒体写作的特点，在迎合了媒体的关注点和诉求点的同时，也导致了小说精神的匮乏，也就是减弱了小说的精神内涵，同时，引发媒体关注的“坏女孩”形象在寻求主流意识形态、消费社会、大众都可以认同的考量，必将导致这一形象的概念化而以“坏”流行。如果青春文学作家不能及时地摆脱媒体的附庸地位，获得文学的独立品格，将不可避免地导致其作品的最终命运。也即，当这种青春情绪和体验逐渐失去了媒体关注的热度，读者产生了审美疲劳之后，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青春文学作家将丧失自己的文学空间和文化命名。“坏女孩”形象的书写也即成为一种时尚，流行过后必将悄然逝去。80后作家在忧伤中玩味忧伤，在虚无中反抗虚无、在平庸中反抗平庸，没有方向、没有目标。身体和心灵的背后，是整个生命是巨大幽深的虚无和空缺。极大的青春生命的能量需要燃烧，而终极的巨大空虚需要填补，所以文学本身就变成最重要的燃烧和填补途径之一。80后通过艺术性的幻想和文学书写来反抗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困境，寻求青春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排遣孤独焦虑烦恼和忧伤，寻求心理慰藉和精神家园。“残酷青春”的主题背后，是一个个鲜活的因为青春年少激情冲动而受伤的孩子。春树以她自己的方式阐释着青春和成长的含义，她在不停地探索，不断地抗争，她用自己的行动向世界证明，叛逆也是一种生产力，哪怕有些残酷呢。在生存环境的残酷与作家个体的挣扎下，以春树为代表的80后作家努力跻身社会主流争取社会正统的认可，却又无法掩饰内心深处适应社会的无助和恐惧，在这样一种悖论之中80后作家渐渐成长壮大并逐渐成为当代文学的重要力量。无论在当前还是在以后，以春树为代表的的80后作家无疑是文坛上不可小觑的力量，他们具有浓厚的文化意义和时代意义，值得去探究。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