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宋大肆禁书的历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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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宋大肆禁书的历史真相两宋是我国刻书事业空前发达的时代，也是统治者最热衷于图籍文教的王朝。但随着版印书籍的大量出现，图书的作用与影响日益深广，赵宋统治者也颁布了许多禁书法令，采取了多次禁毁措施。宋代的文网虽不似秦皇焚书之暴烈，明清文字狱之严酷，但它对两宋刻书史的重要影响也不应忽视。一、民族斗争背景下的禁书民族矛盾始终是宋代社会一切矛盾的焦点。赵宋政权从建立到灭亡，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北方少数民族政权长期处于对立状态。在尖锐的政治、军事对抗中，各王朝间互相封锁和窃取图书资料，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情报战。辽人曾以十倍的价格

2、收购宋朝的图书；金人甚至不惜用千金的代价购买南宋大臣的奏稿，还使用“蜡丸”等工具偷递情报。辽、金等王朝在本国内书禁森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境内，有传于邻境者死”（沈括《梦溪笔谈》）。在这种形势下，赵宋政权对于内容涉及“边防、兵机、夷狄”之事的图书采取了一系列的防范措施。北宋初年，政府就多次颁发了禁止将有关“边机文字”传入“虏中”的诏令。随着北宋政权在军事对抗中的一系列失利，辽和西夏不断南扰，北方的边事日益紧张起来。这时的禁书令便愈加频繁严厉，其内容也更完备具体了。如哲宗元祐五年（１０９０）的一份诏令中明确规定：“凡议时政

3、得失，边事军机文字，不得写录传布；本朝会要、实录，不得雕印。”（《宋会要辑稿》１６５册）这道诏令中还详细规定了主管禁书的机构、书籍的审查程序和管理方法，以及对违禁者的处罚办法等等。这已经是十分成熟完备的禁书律，此后两宋历朝的禁书令都是参照这些原则制定的。徽宗年间，北宋政权内部日趋腐朽，边防也迭现危机。这时对书籍的控制更为严格，政府三令五申，严禁违禁的书籍出境：“不经看验校定文书，擅行印卖，告捕条例颁降，其沿边军州仍严行禁止”，“无使国之机事，传播闾阎，或流入四夷，于体实大。”（《宋会要辑稿》１６５册）宣和年间，禁书令不仅限于

4、国史、会要、奏章，就连文集、日录、小报等，也统统都在禁印之列了。可惜这一切并未能阻止金兵的南下和北宋政权的覆亡。南宋时高宗、孝宗、光宗几朝，偏安江左，南北对峙，战事稍息，禁书令也比较缓和，只是做做官样文章罢了。宁宗即位后，韩侂胄执政，力主伐金，主战空气又起。在当时颁布的《庆元条法事类》中，又有了严格的禁书规定：“缘边事机密，凡时政、边机文书，禁止雕印”，违者要受到“杖一百”或“流三千里”的严厉处罚。只是南宋伐金一战，十几万大军溃于符离集，宋宁宗也只好杀了韩侂胄向金人求和。自此南宋政权进入了日趋衰亡的阶段。南宋后期的禁书令，也

5、只是限制那些主战文章的刊行，甘于苟延残喘而已。这些禁书令的颁发和实行，某种程度上固然是出于民族斗争和国防保密的需要，但其中也包括了许多对人民群众实行封建主义专制统治的成分。赵宋统治者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军国大事只能是上层统治阶层内部的事，人民根本无权过问；一旦有人敢于撰文著书议论国事，便是“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的“奸妄小人”，就要“严行根捉”（同上）。南宋的一位臣僚在一份得到皇帝批准颁行的奏章中说得很明白：“朝廷大臣之奏议，台谏之章疏，内外之封事，士子之程文，机谋密画，不可泄漏”；如果有人敢把这些内容“传

6、播街市，书坊刊行，流布四远”，就要“严切禁止”，所刻书籍也要“当官焚毁”（同上）。可见在国防机密幌子下颁行的禁书令，很大程度是为了防范下层人民的。尤其在赵宋统治者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时候，就更需要大兴禁书之举，以掩盖自己的行径，压制人民群众的抗议呼声。典型的例子就是南宋的大奸臣秦桧。史载，秦桧“赞成和议，自以为功。惟恐他人议己，遂起文字之狱，以倾陷善类”；图书文字“凡有一言一字稍涉忌讳者”，都在禁毁之列（《廿二史札记》卷十六）。这样的禁例只能说是在民族斗争背景下对人民群众的一种镇压。二、尊儒宗旨下的禁书禁书非自宋始，尊儒亦非

7、自宋始；但为了尊崇儒教而禁毁其它学说之举，却始于宋代。从思想史上看，宋朝正处于儒家学说重兴的重要时期。五代以后，思想界一扫汉魏以来群儒衰微、释老风行的局面，诞生了汇聚佛道两家学说的新儒学——理学，先后出现了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理学大师。两宋的儒学一直处于支配地位和上升阶段。正是儒学的复兴，才使得雕版印书从市井步入了“大雅之堂”，开始了其黄金时期。在宋代官、私、坊所刻印的大量图书中，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正统意识形态——儒经和正史，为使儒家经典得以精刊细校，两宋统治阶层“虽重有所费不惜也”（宋高宗语，见李心传《朝野杂记》）

8、，花费了大量的人力和金钱。在这种形势下，赵宋统治者一方面不惜工本地大量刻印儒经和正史，另一方面对一切异端思想则严加禁毁。宋徽宗大观二年（１１０８）朝廷下诏：“诸子百家非无所长，但以不纯先王之道，故禁止之”；那些专供晚进小生“文场剽窃之用”的“程文短晷”，只有经国子监严格审查过的才可印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