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应用文档-天天文库。

1、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国的文化向以注重形式而著称于世。如果当某种看似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进而不断制度化，就须引起历史学家应有的关注了。“劝农”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劝农制度起源颇早，历代时行时废，文献记载也颇零散。北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二月，朝廷令地方官以“劝农使”入衔，从此形成制度，直至清末行之不缀，影响深远。同时，由于雕版印刷术的普及，从宋代起传世文献增多，留下了相当数量的关于劝农制度的记载，尤其是当时文人别集所收录的地方官的“劝农文”，数量不少，第一次给了我们以分析这一制度具体内容与其前因后果的可能。不过，可能正因为它的流于形式的特性，学

2、术界对传统劝农制度一向关注甚少。20世纪30年代曾有学者对它作过一些初步的介绍，惜未能深入。近年来则基本未见有学者留意①。本文根据资料的可能，首先介绍宋代劝农制度的基本内容，其次利用政治文化学等的分析工具，就我们如何理解传统劝农制度，略作尝试。考虑到劝农制度作为传统专制国家一整套仪式性制度的典型案例，前期研究成果——尤其是可供参照的研究范式——基本阙如．本文的分析自属初步的尝试。一，劝农制度的源起中国历史上劝农制度的本意，指由统治者来劝勉诱导天下民众以农为本、力田南亩。以仰事俯育，供亿国家。《管子》所谓“劝农功以职其无事，则小民治矣”②。从内容看它又可以分两个侧面：其一是君王亲耕藉田，为天下率

3、；其二则是通过种种途径向民众传递君王重视农事的信息，以达到劝勉诱导的目的。——————————————————①20世纪30年代，宋希庠曾出版两册关于中国古代劝农制度的专书，一为1934年由南京实业推广委员会印行的《中国历代劝农制度考》，另一为1936年由中正书局印行的《中国历代劝农考》，两书内容均属一般性的制度介绍，其中有涉及宋代劝农制度的内容。此后半个多世纪未见关于宋代劝农制度的专门研究。1983年，《农史研究)第一期刊登陈显远《洋县南宋碑简介》一文，介绍了1981年陕西汉中地区洋县旧县衙夹墙中所发现的南宋绍兴十九年(1149年)由知州宋莘所撰立之《劝农文》碑的内容。此外，《农业考古》19

4、95年第一期刊登有王祥堆的《读朱熹》，此文归纳了朱熹在任地方官时所撰劝农文的主要内容。②《管子》卷十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影印本。历史上君王的亲耕藉田是与祀天祈年制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的，以上求天佑，下劝农功，所以带有明显的原始神学意味。《礼记．月令》载：“孟春之月……天子乃以元日祈谷于上帝。”又《春秋左传》卷三。襄公七年春：“郊祀后稷，以祈农事也。”在祀天求年之余。君王作为上天意志在人世间的代表，还须亲耕藉田，以示上承天意，下为民率。所以祀后稷、飨先农与亲耕藉田是一套典礼的完整组成部分。如北宋端拱元年(988年)正月，太宗“于东郊亲飨先农，以后稷配，遂耕藉田”①。中国历代专制王朝无不以“

5、天命”作为其统治的依据，所以一直视包括祀后稷、飨先农在内的、从原始神权国家承袭而来的一整套祭祀仪式为国之大典，奉行虔诚。不过也许是由于后世国家世俗色彩增强，或者相比之下劝诱农功毕竟不如天命的确认来得重要，总之亲耕藉田看来并非如郊祀大礼一样属国之常典，而是帝王玉趾少举，偶尔为之。宋代历朝举行亲耕藉田之礼的，见诸记载仅有四次。第一次是建国初期的太宗端拱元年(988年)正月，第二次在仁宗明道二年(1033年)二月，第三次是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正月，最后一次是在南宋前期，高宗绍兴十六年(1146年)正月②。典礼过程少不了种种烦文缛节，并事后诏告天下，宣付史馆，群臣称贺等等，不一而足。总之由今人看

6、来纯属形式主义。事实上，至少从时人的眼光看，亲耕藉田制度并非完全的政治作秀，而是认为可以由此向民众传递一种明确的信息。宋仁宗明道二年为行亲耕之礼，诏告天下：昔者尧、汤之灾而民不病，知备故也；禹、稷之盛而身服劳，知本故也。惟本与备一出于农，哲王尽心义在于此。……自今以还，其申敕诏条，切督州郡，凡令之出，以农为先，谨视土膏之宜，明宣稼政之目，谕以国家宝谷重食，尊本镇浮，庶几流亡有所底止。敢或弛厥穑事，重为民殃，当一置于重科。俾大变于衰俗，布告天下，知朕意焉(宋庠《元宪集》卷二七《敕州郡劝农诏》)。所以典礼的用心，在于“布告天下”，申明“尊本镇浮”之意。南宋林驯就认为劝农“至其法之最良者，则白天子而

7、下，无不以农为务，躬耕藉田，率劝民耕”③。问题是：在信息传递多有不便的传统时期，任何有头脑的政治家都不会期望只要君王移动玉趾，亲临东郊以行三推之礼，即可达到天下景从的效果。所以仍需有种种与之配合的推广措施，这才是历代劝农之政的主要内容。自秦汉以来，随着帝制国家职能的不断理性化，不少原初仅属典礼的功能日渐渗入日常行政的范畴，趋于制度化了。宋代开始劝农之政的日常行政化，可以说是其中较为明显的一个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