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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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形式的背后：两宋劝农制度的历史分析中国的文化向以注重形式而著称于世。如果当某种看似形式主义的现象在历史上长期存在，并进而不断制度化，就须引起历史学家应有的关注了。“劝农”制度就是这样的一种现象。中国历史上的劝农制度起源颇早，历代时行时废，三、宋代劝农之制功能分析中国传统的劝农制度具有一定的政治功能。具体就宋代而言，其功能可以从主客观两方面来观察。赵宋王朝继承历代传统的重农主义，“今国家每下诏书，必以劝农为先”⑧，一整套的——————————————①《范文正集》卷八《上执政书》，《二范全书》本。②《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五四绍兴十五年闰十一月甲申条。③刘埙《隐居通议》卷八《花雨

2、劝农日》，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④《西山先生真文忠公文集》卷四。《泉州劝农文》。⑤《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六一绍兴二十二年六月己巳条。⑥同前书，卷一七九绍兴二十有八年正月戊子条。⑦周密《癸辛杂识前集·吴兴园圃·丁氏园》，中华书局点校本。⑧马司光《传家集》卷二二《论劝农上殿札子》，传抄本。劝农之制，主观目的之一是为了表示国家的重农导向：“夫农天下之本也，凡为国者莫不务焉。”①更重要的是，之所以强调重农，还因为要表明君王有爱民之心。如宋神宗诏文所表白的：“朕自承天序，内重司农之官，外遣劝农之使，为之弛力役，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愆期，则忧见于色；或一穀不成，则为加侧怛。有复除之

3、科，有赈恤之令，夙夜孜孜，劳心焦思者，凡以为农也。”②但君主国家的这一重农取向，除了试图通过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法令来贯彻落实外，还需要有一个具体的制度来集中体现它，来作为它的“象征物”，那就是前述的劝农之制。重视象征物的作用，是人类社会的天性，因为“群体的理想只有通过具体实现到能为所有人看到、理解和记忆的对象上，才能得到表达和为人们所知晓”③。一般的宗教文化是这样，政治文化也是这样。在像宋代这样传统的君主政治背景下，更是如此。所谓政治文化，据最早提出这个概念的美国学者阿尔蒙德(GabrielAlmond)的看法，它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

4、政治文化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所形成。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④换言之，如果说政治法律制度在规范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方面主要是通过有组织的形式发挥作用，那么政治文化则主要是通过无形的方式施加影响。需要指出的是，阿尔蒙德等西方学者主要以欧洲的历史经验归纳政治文化理论，强调“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⑤，例如由人民群众大规模参与社会运动的典型案例一一法国大革命⑥。而中国帝制时期的历史经验可能恰好反应了政

5、治文化另一个可能的模式，即由国家政权所主导的、对民众的政治以及其它方面社会行为有着全面影响力的文化类型。这种类型往往产生于政治集权化与文化单元化的社会之中。我国的儒家学说一向强调“为政以德”，强调对民众的教育引导，“道之以德，齐之以礼”⑦。自西汉国家实行“独尊儒术”、以其为致治之术以来，儒家学说开始全面影响国家政治，强调对民众的教化也就成了我国传统政治文化的重要特色。国家的政治架构，从朝省机构的设置到基层社会组织的构建，都可以看到这一政治文化的影子。两千多年的帝制统治，最终使得国家的法律体系都“一准乎礼”⑧，向教化之术看齐，这无疑可以被看作政治文化成功的验证。中国自秦以来形成统

6、一帝国，幅员广阔，各地情形千差万别，难以求其一律，于是国家的行政，多以道德取代法律⑨，重视以道德劝诱取代法律的强制性规约来治国平天————————————————————————①欧阳修《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七九《劝农敕》，《四部丛刊初编》本。②曾巩《曾巩集》卷二六《劝农诏》，中华书局点校本。③迪尔凯姆(EmileDurkhEim)《价值评价和现实评价》，转引自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政治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④阿尔蒙德和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林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29页。⑤同前书。⑥参见高毅《法兰西风格：大革命的

7、政治文化》。⑦程树德《论语·为政第二》，中华书局1990年点校本。⑧《四库全书·唐律疏议提要》，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⑨参见黄仁宇《万历十五年》第五章，中华书局1982年第一版，第134—163页。下。从某种程度而言，劝农之制正是这种“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政治文化在社会生产领域的一个表现。正如在其它社会生活领域，道德说教虽不免常流于空言，当它挟制度化的力量——例如法律之儒家化一一向社会渗透时，其影响就不可低估了；劝农之制在其“徒为文具”的另一面，则是帝制政权利用其国家机器的力量来落实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