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鸡鸣”式“限牌令”的冷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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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半夜鸡鸣”式“限牌令”的冷思考周国平邹海山民主与法制时报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各大城市机动车保有量快速增长，而交通基础设施和管理模式的相对滞后，导致了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和环境污染问题，控制总量和“错峰限行”的行政管制措施应运而生。继北京、天津、上海、广州之后，杭州正式加入机动车限牌城市行列。治堵治污，本是好事，但突然出台的“限牌令”却让不少老百姓心里更堵。民生政策上演“半夜鸡鸣”，政府权威公信何在？涉众行政行为决策，公民参与何在？公权边界何在？“半夜鸡鸣”，政府权威公信何存？现代法治文明日益进步，诚实信用原则成为行政行为效力的重要基础。民法上的诚信原则是民

2、法中的“霸王条款”，是“君临全法域之基本原则”。在行政法领域，诚实信用原则有着同样的重要地位。在任何法治国家，政府对自己作出的行为或承诺应守信用，不得随意更改，不得反复无常。行政行为一经作出，非有法定事由和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撤销、废止或改变，否则违背行政行为之确定力和公信力。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孔子之言，意在说明信用对于个人及政府之价值。现代法治政府，是依法行政、公信权威之政府。一个失信于民的政府，会丧失一切控制力、行动力和凝聚力。杭州市政府（以下简称“杭府”）的“限牌令”作为抽象行政行为，一经公布生效，便会对广大

3、杭州市民及汽车生产、销售等行业产生重大影响，管理者言行关乎“限牌令”8的确定力和公信力，因此不可不慎。然而，杭府在“限牌令”发布前后，将公权主体及行政行为之公信消耗殆尽：一是政策未出，谣言已起，言之凿凿，并非空穴来风。从杭州多家4S店提前售车演练、大量屯车待售、短信通知客户抢购等情形看，限牌政策信息事先已被商家获知，那份事先在网上流传的“新闻通稿”，成为限牌政策信息被人为泄密的铁证，使“限牌令”提前成为公开秘密，暴露了管理者与商家之间的暧昧关系，使政府决策和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公正性大打折扣；二是真假虚实，屡屡辟谣，多次反复，岂知“半夜鸡鸣”。杭府有关部门多次就

4、限牌传言“辟谣”：“杭州目前不会限牌，暂时也没有限牌计划”、“限牌根本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目前方案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多数市民基于辟谣确认，对不限牌的政策方向充分理解，形成了不可随意侵害之信赖保护利益。“限牌令”从天而降，让广大市民措手不及，管理者的“辟谣”，本身成为“谣言”。诟病迭生，杭州为何一意孤行？杭府效仿“天津模式”，网民齐声讨说法、要解释。其缘由不仅是该行为牵涉利益之广泛，更在行为作出之蛮横，行为过程之封闭，以及由此而致的现实危害：一方面商家通过不对称信息攫取权力红利。内部透漏的小道信息，就是一种非法条件下信息不对称产生的非正当红利，对部分公职

5、人员是权力之滥用，对于行政主体是信用评价之丧失，对市场经济是秩序之扭曲，对社会风尚是错误之导引；另一方面“狼来了”挫伤相对人对行政主体的信赖。“狼来了”8，模糊了百姓视线、扰乱了车市章法，凸显的是管理者对民众之忽视，对民生之扭曲，治理智慧之缺失，法治意识之淡薄，不但严重有损政府公信，更加耗费公民信用存量。笔者认为，行政行为缺乏理性确实可惜，但杭府的良苦用心和善良初衷应予肯定。原因在于：一是突袭公开不违法，符合信息公开规范。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涉及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切身利益的政府信息，行政机关应当主动公开。机动车限牌涉及众多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的

6、切身利益，有关政策信息政府应予主动公开。但其同时规定，行政机关不得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政府信息，管理者有理由将限牌政策信息确定为国家秘密而不予公开；二是两害相权取其轻，保障行政行为效力。行政主体作出的“限牌令”，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过早公开，虽符合信息公开原则，但在无其他配套机制和疏导力量的情况下，很可能会发生更加长期、疯狂的抢购行为，扰乱市场秩序，汽车量非但未“减增长”，还变成“大家抢”，与治堵治污的初衷不符；三是管理机制不完善，治堵治污双重压力的产物。突袭式“限牌令”引发的争议，背后隐藏着社会治理的大课题。在利益分层日益细化、需求日益多元的

7、复杂态势下，协调各方利益，达成惠及大多数人的政策共识，已成执政基本要求。治堵治污任务艰巨，但行之有效的措施乏力，如何让相对人接受他们可能并不喜欢，政府却又“不得不”推行的政策，考验着城市管理者的执政能力。治堵之策，公民争议根源何在？“限牌令”8关乎每一个杭州市民的生产生活，正是广大市民切身利益之所在，是市民毫不讳言的正当合法权益。限牌前后，隐含着有车族与无车族两个群体之间权利的公平权衡，隐含着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博弈，隐含着市民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探讨，隐含着政府治理行为的合法合理追问……管理者不能仅以“太过敏感”，为防止大家突击购车甚至突击购车囤牌等推测，来作出

8、一个关乎九百万人生计的公共决策。这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