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乐教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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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先秦乐教美学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中图分类号：〓G40-014〓〓文献标志码：A〓〓〓：1001-862X（2015）06-0178-005　　“乐”作为早期人类“绝地通天”的巫术性礼仪与观念行为表征，一直与先民的生产生活与想象创造相始终。从击节而歌到口口相诵，从黄帝《弹歌》到葛天氏的《八阙》，从《乐记》到当下形式多样的音乐，“乐”无不记录着中华民族的成长足迹，承载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情感与心路历程，并作为一种悦神悦人的艺术载体反复培育建构着个体生命、民族生存乃至国家命运。“乐”的这种多样审美内涵与审美特色在中国先秦时期表现得尤为明显，其影响绵延至今。　　一、先秦“乐教”的审美内涵　　先秦“

2、乐教”传统有着悦神悦人、治世安民与化育人心等多重审美精神与情感内涵。这种精神与情感内涵既是音乐艺术作为人类精神创造与力量外化的成果、力图把握宇宙与人世基本规律的努力，也是主体对自我情感、观感与心灵的基本理解。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它远远超越“达至和谐人格教育”的艺术教育学内涵而表现出一种“天地人和”的大美境界。[1]　　（一）造乐悦己，以乐悦神　　大量出土文献表明，早在史前时期，华夏民族就有了对音乐的认识与实践。如发掘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河南舞阳贾湖“骨笛”，就是裴李岗文化时期（距今约9000年）原始部落对音乐“音阶”的初步发现与应用。在后来的河姆渡文化中，又发现了骨哨和陶埙等乐器，这些

3、乐器能够逼真地仿自然界的鸟喧和虫鸣。在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和龙山文化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发现了一些与音乐相关的器具，它们同样能够呈现出非常丰富多样的音乐形态和乐声。　　然而，在原始氏族社会时期，人类发明这些乐器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他们是如何理解“乐”的？实际上，在氏族社会，一定的音乐活动总是与一定的生产生活相适应的，这些乐器的出现是人们理解世界与理解自我的审美表现。　　原始人类所在的客观世界是其认识与思考的物质基础，乐的产生很可能是早期人类与自然沟通学习的结果。《吕氏春秋?古乐》载：“帝尧立，乃命质为乐。质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听凤皇之鸣，以别十二律

4、。”[2]140今天的民俗学调查研究也表明，“我国不少民族都有在猎取禽兽狩猎活动中使用的各种笛、哨类拟音器，用作摹拟鸟兽鸣叫，以引诱猎物、伺机以箭、矛捕杀之。”[3]16这些史料一方面说明“乐”的产生源于自然，另一方面也表明，“乐”是人在自然界中为求生存而摸索出的一项重要技能。　　早期音乐的另一项重要功能便是巫术祭祀。《吕氏春秋?古乐》载：“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风而阳气蓄积，万物散解，果实不成，故士达作为五弦之瑟，以来阴气，以定群生。”“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阙。”[2]139这种歌、乐、舞一体的早期艺术形式，正是先民取悦神灵、祈求护佑的形象写照。当时人们秉有一个基本信

5、仰，那就是：当神灵听到美好的乐音时，就会护佑人间;反过来，人们在悦神的同时，自我的心灵也得到了陶冶净化。　　（二）制礼作乐，治世安民　　夏商周时期，中国开始进入阶级社会，以奴隶制社会为标志的国家开始形成，各种宗法制度从这个时期开始确立。与之相伴的是“乐和同，礼别异”的国家礼制的逐步建立。由此也意味着，“乐”的基本功能与内涵将发生转移。　　“乐”如何成为了一种制度？这经历了一个过程。《吕氏春秋?古乐》载：“禹立，勤劳天下，日夜不懈。通大川，决壅塞，凿龙门，降通?x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注之东海，以利黔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2]141从这段话可以看出，禹时的“乐”，还

6、主要用于颂扬英雄功绩，但禹“命皋陶作为《夏龠》九成，以昭其功”的行为，却启发了后世“王者功成作乐”的王权观，并在事实上为历代君王所效法。　　商人继承了夏朝“王者作乐”的传统，让“乐”进一步演化为王权神化的载体。由于商人尚巫，在商代的乐舞中使得“乐”更多地用于祭祀活动。如在《诗经?商颂》中的《那》所记述的就是祭祀商先祖成汤的乐歌。夏代开启的“王者作乐”传统，也被商人完好地承继下来，并演变为国家重大礼仪活动的基本审美表演程式。　　西周时期社会处在民族融合的重要阶段，此时的“乐”，基本上与诗、舞合一，成为国家与社会的基本生存规范。周人在分封制基础上“制礼作乐”，“使国家上层建筑及其意识形态各部

7、分在其文化结构上成为了一个有机结合并相互适应的整体，由此达到社会长治久安的目的”[3]81。“礼乐制度”以国家基本制度的形式，制约并规范国家与民众的基本行为方式，既强化了“乐”在国家与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又为民众提供了起码的伦常与生活规范。自此后，无论是国家政治生活，还是百姓日常生活，都可以循礼遵乐而不乱，从而极大地提升了国家运作的效率，安顿了百姓生活秩序。这是“乐”教内涵制度化后的基本社会功用。　　（三）融入民间，化育人心　　周的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