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观音信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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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唐代敦煌壁画中的观音信仰摘要：观音信仰的兴起和发展是印度佛教在中国本土化过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体现。而在敦煌石窟中，存在大量的观音壁画和塑像。其中《法华经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变》作为表现观音信仰的代表图像始绘于隋代，下迄西夏，历史六百多年，并且在唐时形成了一个高潮。本文笔者从现存的观音壁画入手，从绘画题材、艺术风格及形体服饰等方面来探讨唐代观音信仰兴起的表现和形成原因。关键词：唐代;观音信仰；敦煌壁画在敦煌石窟中，“现存的《法华经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变》共有29铺，绢画7幅，纸画5卷”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其主要内容都是根据《妙法莲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即单行本《观世音经》)绘制的。而两者的明显区别就是《观世音菩萨普门品》是作为《妙法莲华经变》的一品或一部分而存在的；《观世音经》却已经脱离了《妙法莲华经变》主题而独立，形成了突出表现观音的单体经变画。一、唐代观音信仰兴起的表现（一）观音信仰的兴起在敦煌石窟题材选用中的表现在敦煌石窟中，有关观音的题材主要就是《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其绘制年代始于隋而终于西夏。历时六百多年并在唐朝有着突出的表现。而证明观音信仰在唐朝兴起的最关键表现就是石窟绘画中观音题材的增减变化。 表1表1根据文物出版社《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整理所得隋唐五代宋西夏初唐中堂晚唐《观音普门品变》1022101《观音经变》0062121《法华经变》21128840注：其一，《观音经变》内容由于在235窟中无法识别具体年代，因而表现在量值上应有所误差其二，上表所用唐朝具体年代的划分是初唐、中唐（包括普遍意义上的盛唐）、晚唐从以上简单的表格可以看出，《法华经变》除西夏外在历代都占有很大比重，《观音经变》从无到有并和《观音普门品》一样在唐时达到一个峰值，其后逐渐衰落。而纵观这些数据所反映的问题，它其实就是观音信仰在当时人们心目中产生、深化、衰退的发展过程。抛开其余艺术成就的问题不讲，光就题材选用来说，唐朝是观音信仰的高峰时期这种观点是不言而喻的。有关观音的壁画表现从《法华经》到《普门品》再到《观音经》的逐步发展，并在此过程中不断的丰富和演变就是观音信仰兴起的最有力证明。（二）壁画整体布局和构图演变————以《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变》为例除上述题材方面的选用特点，观音信仰的另一个兴起表现就是两经壁画在整体布局中的位置变化。这一观点有类似与博物馆学中藏品陈列方法，即陈列带的设置问题。众所周知，敦煌石窟的整体形制就是坐西朝东，普遍东面开门，因而按照博物馆最佳陈列的理论，在窟中的西壁是最优的陈列区，南、北壁次之。以下做简单统计数据来源于《敦煌石窟全集--尊像画卷》，敦煌研究院2002年版：《观音普门品》隋303窟东、西披 唐7窟西壁龛内18窟西壁龛内141窟西壁龛内444窟东壁五代288窟前室顶宋无西夏464窟南、西、北壁《观音经》隋无唐14窟北壁45窟南壁113窟东壁门上、门北126窟东壁门南、南北两壁下部128窟东壁门南185窟北壁205窟南壁472窟东壁门南、北五代342窟东壁门南、北宋55窟南壁76窟南壁西夏395窟南、北壁根据上列数据，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一个结论，那就是在唐朝敦煌艺术的发展中，观音信仰不仅在题材的选用方面占有很大的比重，在这一特定时期形成一个高峰，并且在壁画的表现中突破洞窟客观形制的局限而不断占据重要的传播位置，从附属品逐渐的变化为强大的表现主体，具有更加明显和强大的感染力。比如说45窟南壁中，画面正中绘观音说法像, 两侧绘观音救诸苦难和三十三现身。把观音三十三现身说法放在经变的上层,抬高诸神的地位。在人们视平线部位及下部,绘观音救诸苦难,突出表现观音的大慈大悲。而最具代表的当属莫332窟中的观音说法图，表现的是观世音在布旦洛迦山说法的场景。途中的观世音坐于水中的莲花座上，侍从菩萨荡漾在绿波之中，水中泛起阵阵涟漪。观音在最初作为《法华经》中之一品，而如今不仅单体发展并大有“类佛之象”，这就又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当时主流社会意识导向下的佛教信仰趋向。总而言之，就是观音在古代艺术家和民众心目中的位置受到宗教信仰本身功利性的驱使而变得日趋重要，民众愿意同时也在积极的花费自己的时间精力去改造加工和提升她的地位，而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期许在现世得到更多的福祉和在未来世或百年之后能获得与之努力相当的回报。（三）“大唐气象”与观音形体服饰的变化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也是佛教在中国最昌盛的时期。作为经济、文化的外在标志和作为佛教昌盛标志的寺院石窟艺术的发展也达到了鼎盛阶段。在敦煌石窟中，观音的造像和绘画也更加丰富，大唐风格的观音菩萨也就在这个时期更加的亮丽和突出。由于已经经过了长时间的发展，观音由于其经典的规定和不断中国化过程中人们对其神化功能的完善丰富，信仰程度进一步加深，因而在这一时期受到了更大的关注和改造。所以，在整个的社会大背景下，观音也在古代艺术家的手中充分的与社会主流意识和风气思想想接轨，创造出了“大唐风格”的观音菩萨。最重要的体现就是其形体和服饰装扮的世俗化。1、肤如凝脂早在《诗经·卫风·硕人》中即这样描述齐庄公的女儿庄姜：“手如柔荑，肤如凝脂。”白居易《长恨歌》里有“温泉水滑洗凝脂”，并在《杨柳枝二十韵》中有“绣履娇行缓，花筵笑上迟。身轻委回雪，罗薄透凝脂”之句。而唐代也以妇人丰白为美，崇尚肌肤如凝脂。因而这种女性才有的“如凝脂”的外表特征也被古代艺术家赋予在了观音的身上，使社会上普遍的审美意趣体现在其形象中。如莫高窟57窟南壁的初唐观音像中，菩萨头戴化佛宝冠，璎珞环钏，婀娜多姿，身体呈自然的“S”形优美曲折，沥粉堆金，金碧辉煌。而最重要的就是面部如玉般丰润柔滑，就如“凝脂”一般，白净中透出红润，显示出强烈的立体感和表现力。又如在莫高窟205窟西壁南侧的盛唐观音像中，身材高大的菩萨“S” 形优雅的立于莲花台上，慈善的俯视着女供养人，左手执杨柳枝，右手下垂并倾倒着手中净瓶里的甘露，意态慈祥温柔。最关键的地方却还是在尊像的脸部加工上。纵览整幅图像，画面中的菩萨身体部位都用一种黑褐色的颜色来表现，然而就在脸部却独特的用白色来绘制，形成一个脸部特征为丰白如玉的女观音的形象。这两种处理方法无疑就是艺术家将观音形象与世俗审美意趣相结合的伟大创造。因此，这又是观音信仰在唐代兴起的重要证明。1、菩萨的体态和服饰变化早在北朝时期，菩萨像就已经从五官面容开始发生了变化，即由原来的深目高鼻逐渐变为眉目清秀的中土特点，进而在唐朝时期又发展为饱含“大唐气象”的体态丰腴婀娜、衣饰细腻飘逸的外表特征。而这种变化并不是偶然的。“菩萨是以神的名义进入中土信徒的视线的，成为当事人们精神上的寄托。一方面，信徒敬畏这个来自西方的神，造像中尽量保持其原貌；另一方面，信徒需要和神进行直接的对话和交流，不习惯菩萨的‘胡貌’，而菩萨五官的汉化顺理成章的产生了百姓需要的亲近感”汪小洋主编，于向东等撰稿：《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第95页。因而观音菩萨在这一时期的体态和服饰的变化就体现了这种社会观念，成为佛教中国化和菩萨本土女性化的重要发展期。在体态方面，如57窟和第322窟的观音菩萨，造型高贵优雅，特别是在俗称“美人洞”的57窟，观音在说法图东侧，细眉长目，鼻子秀气，嘴唇娇小，肌肤细腻，尤其“S”形体态婀娜优美，璎珞满身，披帛飘逸，是唐代观音菩萨形象的最佳代表之一，此像充分的展示了东方女性之美和唐代社会普遍的审美意识。又如莫高窟66窟中，盛唐的榜题“观世音菩萨头戴三珠冠，面如满月，红唇欲启，微含笑意，垂视下方”罗华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尊像画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一版，第141页，，挺拔的身躯呈开放婀娜的“S”形一波三折，自然扭动。关于敦煌菩萨的服饰，段文杰先生在其《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一文中提及《历代名画记》里的评论。说“朝衣野服，古今不失”，“丽服靓装，随时变改”转述自段文杰先生《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一文，原文收录在《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第165页，，这说明宗教壁画中人物的衣冠服饰，不仅有现实依据，而且是随时代的改变而变化的。因此，在敦煌石窟《观世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的图像中也不乏菩萨身装出现当时的特色装扮，这也是由于当时对观世音信仰的加深而产生在艺术表现上的必然结果。“唐代妇女服饰薄、透、露的程度前所未有”任继愈主编，戴钦祥等撰稿：《中国服饰史》，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版，第74页，。这是对唐代女服特点的最精炼概括，也是当时社会风气的最集中体现。“时世妆”，即时装，唐初女子衣衫小袖窄衣，外加半臂，肩绕披帛，细窄而长，紧身长裙上束至胸，风格简约，莫高窟 332中的观音说法图就是最好的代表。至中晚唐时，衣裙日趋宽肥，女子往往褒衣博带，宽袍大袖，色彩靡丽。披帛，又称“画帛”，通常一轻薄的纱罗制成，上面印画图纹。长度一般为二米以上，用时将它披搭在肩上，并盘绕于两臂之间。走起路来，不时飘舞，十分美观。如榆林窟25窟南壁西侧的中唐观音像中，头戴化佛宝冠，梳双叉髻，面相丰腴甜美衣袂飘举，大袖宽袍舒展流畅。袒领服为一种半袒胸的大袖衫襦，衣料为纱罗制品，时人形容为“慢束罗裙半掩胸”、“参差羞杀雪芙蓉”、“绮罗纤缕见肌肤”等。此外另有“花笼裙”，“是一种用细软轻薄半透明的丝织品单丝罗制成的花裙，再用金银线及各种彩线绣成花鸟图形，是罩在裙子外面的一种短裙”任继愈主编，戴钦祥等撰稿：《中国古代服饰》，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版，第74页，。如在盛唐莫高窟66窟西壁龛外北侧、莫高窟205窟西壁南侧、莫高窟166窟东壁南侧都可见上述形式的菩萨着装，均为薄纱透体，上绣花纹花团锦簇，争妍斗盛,极富情趣。除此之外，另有很多当时流行的头饰如发髻、臂饰如臂钏等等其他一些方面都具有大唐风格，“古代艺术家根据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和体会,用他们熟悉的形象去描绘那些神秘莫测,高不可攀的神灵,缩短了人与神之间的距离,使神变得可信可亲”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三期，,总之一点，上述的内容就是在这一时期观音信仰兴起被古代劳动人民付之于艺术表现形式中的具体实践，也是广大信徒对于观音信仰最朴素和真实的情感表达。二、唐代观音信仰成因论关于观音的信仰原因，最终还是要归结于宗教本身。“宗教强化了人类应付人生问题的能力,这些问题即死亡、疾病、饥荒、洪水、失败等等。在遭逢悲剧、焦虑和危机之时,宗教可以抚慰人类的心理,给予安全感和生命意义,因为这个世界从自然主义的立场而言,充满了不可逆料、反复无常和意外的悲剧”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第215页，　　　　　　　　　　　　　　　　　。“人类在认识自然、征服自然、改造社会以获得更广阔的生存空间的同时,不可避免地要面对现实无法克服的困境和无法意料的悲剧,人类的伟大之处就在于他们面对现实给心灵带来的困厄和焦虑时,并非一味退缩,而是从现实走向另一个边缘——无限的精神领域”段友文：《观音信仰成因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4月第25卷第2期，　　　　　　　　　　　　　　　　　　　。但是也有人会说唐朝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发达阶段，是封建社会最顶峰的时期，经济文化发展水平高，人们生活富足，根本不需要依靠宗教来作为精神的慰藉和解脱。其实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一种盛世的社会背景，人民生活安定，他们才更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人的生和死的问题，也就是说不仅要依托宗教来寻求更多的现世的幸福，而且更要祈盼死后的归宿。“生”与“死”是人类思虑的永恒主题,追求长寿, 希求永生,是个体生命的终极目标,在人生的百年忧患面前,人类对死充满了恐惧。因此谋求逃脱现实苦海,追求永恒生命是民众普遍的心理特点,观音信仰正迎合了民众追求现世福祉、抗拒死亡逼迫的心理需求。这仅仅是出现这种现象的一个最根本原因，其具体情况却是极其复杂，它是多种因素综合产生作用的结果，主要可归结为以下几点：1、观音本身神职功能的完善三国时期，我国出现了一种祈求往生阿弥陀净土（西方极乐世界）的思想，这种思想广为流传，形成中国历史上早期佛教宗派——净土宗。对西方极乐世界的首席菩萨观音的信仰，就随着净土宗的盛行开始在中国流行起来。随着佛教汉化运动的不断发展，观音菩萨在中国民众中的声望日益提高。从南北朝到隋代，有关观音的经卷被大量翻译出来。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对观音本身神职功能的推广和宣传。更重要的是，经卷文书所描绘出的观音神职功能恰恰就是一切众生之所想所思，其功能能够满足信徒的心理需求。这也就大大的为佛教或者说观音在民众之间的传播造就了理论基础和群众基础，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观音信仰的兴起是必然的。如《普门品》中提到的“十二大愿”“十二大愿”为：广发弘誓愿　　常居南海愿　　寻声救苦愿　能除危险愿　甘露洒心愿　　常行平等愿　　誓灭三涂愿　　枷锁解脱愿　　度尽众生愿　　接引西方愿　　弥陀受记愿　　果修十二愿，不管信徒在现世生活中遇到怎样的困难，只要“念彼观音力”，一切苦难将会应时消散。此种神力应验的最好代表就如45窟中的“胡商遇盗”、“囚难”，420窟“水难”图，它就是观音应时显现神力而赎救信徒于水火之中的最好例证。此外，观音还可应时而显现“三十三身”，不论佛，天人，罗汉，男、女，童子，官员，居士种种等身相，众生应以何身得度，菩萨则现何身而为说法，随缘救度。因其具有无量智慧和神通，所以可以显现多重身份而与信徒平等对话，这就给广大民众营造了一种与佛陀虚无缥缈、高声莫测的特点所不同的平易近人的观音信仰氛围，也就更有利于造就民众心理上的一种信仰偏向力。2、净土宗派的繁荣和上层政治舆论的导向“净土宗是唐代僧人善导实际开创的中国佛教宗派，因专修往生阿弥陀佛净土法门而得名”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中国佛教简史》2007年1月第一版，第219页，。善导认为，要实现往生净土的宗教理想，必须有虔诚的信仰，“若有众生愿生彼国者，发三种心，即便往生。何等为三？一者至诚心，二者深心，三者回向发愿心。具三心者，必生彼国”转述自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中国佛教简史》2007年1月第一版，第221页，。此外另有经典称观音是阿弥陀佛未来的接任者，但条件却是不解救玩世间众生决不成佛，大有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宏心伟志，因而观音作为西方净土世界主阿弥陀的胁侍菩萨之一也是具有相当重要的信仰地位。因此在敦煌壁画中观音信仰的变现也是情有可原的。此外，另一促成这种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就是唐朝时期复杂的政治环境。唐太宗驾崩后，武则天先入感业寺为尼，后来被高宗接入宫中。凭着高宗的宠爱，武则天渐渐插手朝廷政治，既展现了政治才能，也膨胀了政治野心。高宗驾崩后，武则天垂帘听政，政治野心进一步膨胀，欲以武周代李唐，堂而皇之登上皇帝宝座。她一方面利用军队和酷吏控制政局，另一方面为自己称帝大造思想舆论。先有怀义与法明等造《大云经》，言称其为弥勒降生，“当为阎浮提主”；后又“长寿二年（693）菩提流志等译《宝雨经》（七卷）上呈武则天，该经是梁抚南僧曼陀罗仙所以《宝雨经》（七卷）的重译，重译本中增添了‘在佛灭两千年时’将有一菩萨，在印度东北方的中国，故现女身，为自在主”转述自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中国佛教简史》2007年1月第一版，第168页，等内容。非常值得关注的是，这时已有人将武则天的身份与观音“大自在”的名号联系起来，更有人考证说因为此等原因，在这一时期龙门石窟中出现了“大量女性观音”芮传明：《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史林》，1993年第1期， 的造像。这样一来，就给普通民众的观音信仰有增添了一个外在的推动力，成为这一时期上层政治舆论导向下观音信仰兴起的重要原因。归结为一点，这种因素所形成的外在表现形式就是敦煌壁画中观音题材的增加。1、文人居士的推波助澜宗教传播是扩大宗教影响的关键环节,而由于接受者整体文化背景水平的差异，所以其在传播过程中也广泛的运用各种手段和方式以吸引更广大的信众及满足不同群众的信仰要求。就敦煌佛教的传播而言，经变图像的出现就是这种问题亟需解决的客观要求。除此直观简单的传播方式外，更有适合于广大下层民众接受佛教的简易途径，那就是在唐时变文（即俗讲）的出现。它以一种说唱文学的方式将深奥的经文转变为大众喜爱和容易接受的世俗语言，大大的加深了佛教在人们心中的印象。而观世音的信仰也不列外，同样受到了这种文学表现形式的影响和传播。而最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些经变文背后的文字创作者，他们通过自己的知识，将晦涩难懂的原经文通过理解浅显的用世俗语言表达出来，给予普通信徒以最容易接受的宗教享受，这无疑将宗教的传播推到了一个更高的程度。关于文人对于观音信仰的传播，与以上现象相适应的还有历代以来观音灵感事迹的辑录和撰述。据现存书目考之，最早出现的宣扬观世音灵验的故事专集，有东晋谢敷的《观世音应验记》。唐唐临在其《冥报记》序中，除举出谢书外，还提到宋傅亮、张演，以及齐陆果（或作陆杲）也都编集有《观世音应验记》。上述各书现均巳佚失，其中只有傅亮书尚有少数佚文存于《冥祥记》中。即此，我们已足以看到关于观世音灵验的故事，晋宋以来在社会上流传之广泛。此外，唐时另有总章元年道世所著《法苑珠林》凡百卷，其中也不乏观音灵验记录。如“晋张崇……少奉法……为镇戍所拘……。崇与同等五人，手脚共械，衔身掘坑，埋筑至腰。……，唯洁心专念观世音。夜中，械忽自破，上得离身！因是便走，遂得免脱”[唐]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十五，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第一版，，又如“孙道德……年过五十，未有子息。居近精舍……沙门谓德：‘必愿有儿，当至心礼诵观世音经，此可冀也’……单心投诚，归观世音；少日之中而有梦应，妇即有孕，遂以产男也。”[唐]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十七，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第一版，从以上两例观察，传教徒不仅用图像来宣传教理，而且文人居士也大量的辑录了历代以来有关观音感应的事例，从而来为广大信众提供现实的依据和参考例证。一方面，加大了宗教在民众心中的神秘度，另一方面也给信徒打了一针强心剂，从理论和现实两方面展现出了观音信仰的巨大魅力，让他们可以无可怨言的投身到佛教的世界中去。结语综上所述，观音作为佛教信仰的突出代表，她的不断发展过程也就是佛教不断中国化的过程。敦煌石窟中，在多重复杂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观音从最初的经变附属品逐渐的发展为单体形象出现，并不断的被古代艺术家赋予明显的时代特征，终于在唐代形成了一个观音信仰的高潮，这不仅汇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力，而且凝聚了中国广大人民的集体智慧，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开放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这个伟大的创造会永远为人们铭记，将会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史册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①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3期②文物出版社《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1982年10月第一版，③罗华庆主编：《敦煌石窟全集2——尊像画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3月第一版，④汪小洋主编，于向东等撰稿：《中国佛教美术本土化研究》，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5月第一版，⑤任继愈主编，戴钦祥等撰稿：《中国古代服饰》，商务印书馆，1998年第一版，⑥罗华庆：《敦煌艺术中的<观音普门品变>和<观音经变>》，敦煌研究，1987年第三期，⑦基辛:《当代文化人类学概要》,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译本,⑧段友文：《观音信仰成因论》，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4月第25卷第2期，⑨方立天主编，华方田副主编：《中国佛教简史》2007年1月第一版，⑩芮传明：《中原地区女相观音渊源浅探》，《史林》，1993年第1期，⑪[唐]道世著，周叔迦，苏晋仁等校注《法苑珠林校注》卷六十五，中华书局2003年12月第一版，⑫段文杰《敦煌壁画中的衣冠服饰》，《敦煌研究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一版，⑬李利安《观音信仰的中国化》，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