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老师论文——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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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翻译研究中的“真”、“善”、“美”申连云摘要：我国从古至今的翻译实践可以概括为“求美”、“求真”和“求善”三种模式或三个阶段，分别体现在“文”与“质”、“直译”与“意译”和“归化”与“异化”的论争中。三种模式或阶段的兴替与一定的政治、美学和文化力量紧密相关。我国的翻译研究在跨越了从“求美”到“求真”到“求善”的历程后，变得全面和丰富起来。关键词：中国翻译史；“文质之辩”；“直译意译之争”；翻译伦理Abstract:ThefulllengthoftheChinesehistoryoftranslationcanberoughlydividedintothreediachronicsta

2、gesorpracticalmodelsof“beauty”,“fidelity”,and“goodness”,whichwererepresentedincontroversiesoverbeautifiedvs.unadornedtranslation,literalvs.liberaltranslation,foreignizedvs.domesticatedtranslation.Riseandfallofthethreemodelswerecloselyrelatedtopolitical,aesthetical,andculturalforceswhichwereprev

3、elentwhenthechangestookplace.TranslationstudiesinChinahasbecomecomprehensiveandenrichedasaresultoftherevolutions.Keywords:theChinesehistoryoftranslation;thecontroversyoverbeautifiedvs.unadornedtranslation;thecontroversyoverliteralvs.liberaltranslation;theethicsoftranslation0.前言概而言之，人类一切有价值的活动不外

4、乎对真善美的追求。这种追求自然也体现在翻译活动之中；但在不同时期和发展阶段，人们对某一方面有所侧重，形成一定的实践模式。第一阶段侧重于求美，第二阶段侧重于求真，现阶段人们的兴趣似乎集中在翻译的善恶问题上。诚然，人们对翻译基本问题，如翻译原则、翻译标准、翻译方法的讨论是贯穿始终的，但不同阶段论证角度或最后落脚点是不同的。在我国的翻译实践中，“文质之辩”的落脚点是美，“直译意译之争”的落脚点是真，“归化”与“异化”的讨论则是为了论证善。本章从真善美的角度，对翻译研究的这三个阶段做粗略概括和勾勒。为了增加这种分期的有效性，有两点需要说明。首先，这三个阶段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历时划分，而是从翻译

5、实践的角度，对大规模翻译活动开始以来的我国翻译历史进行理论总结的产物。作为划分翻译者实践之历史时期的“求美”、“求真”或“求善”，不过是表明在某一历史时期中，某一种实践模式占主导地位，而决不是说另外两种实践模式在这一历史时期完全不存在。实际上三种模式处在一种有差异的和谐中，共同存在于每一历史时期，只不过在某一历史时期，某一模式占主导地位，成为主流。翻译实践中三种模式之间的对立，只不过表明在对翻译实践的相关本质和目的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进而广之，也表明人们在对世界的理解，特别是在对社会生活领域的理解上，存在着差异。其次，我绝没有认为三个阶段或三种模式可以被纳入到一种进步的序列中去；也

6、就是说，并不认为后面模式是对前面模式的完善或超越。具体说，求真模式的出现和来临并没有完全取代求美模式，求善模式也没用取消求真模式的合法性。我的兴趣只在于，理解使三种模式的出现成为可能的社会条件，理解导致三者之命运发生变化的因素。尽管如此，这样三种实践模式的划分依然是有益的，即使是作为一种“理想范型”，它也有助于揭示当前关于翻译本质（再现、改写）、标准（忠实、促进人类的进步与福祉）、方法（直译意译、归化异化）争论的实质，以及译者可以采取的策略的限度。1.对“美”的诉求中国传统译论具有深厚的审美意味，老子“美言不信，信言不美”的断语好像专门针对翻译说的，内容与形式的对立似乎无法调和。我国

7、历数百年之久的佛经翻译史上始终存在着“文”、“质”两派的论争，争论中渗透着中国式的对美的理解和强调。但凡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秽也[1:32]。这是被梁启超誉为“译界第一流宗匠”我国东晋著名译经大师鸠摩罗什的重“文”主张,强烈的好恶和审美意志跃然纸上。在实践中，罗什“对于原本，或增或削，务在达旨”[1:60]。与同时期“质派”道安所谓“尽从实录，不令有游言损字”者，或与维祗难所谓“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取其法不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