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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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杨朔散文的神话和时文性质一、杨朔编造了一个新中国的“神话”毫无疑问，杨朔是17年期间最有代表性的散文作家。人们常说杨朔是一个真诚的作家，我相信。杨朔对党、对领袖、对人民、对社会主义的热爱和对国民党、蒋介石、西方、资本主义的仇恨，这一切都是发自内心，绝对不会作伪的。以他的生活经历和思想素养，这是唯一的选择。但作家的真诚就一定能保证作品的真实吗？真诚的参照是自我，而真实的参照却是实在。一边读着杨朔1956——1962年期间最响亮的作品，脑海里一边闪过反右、大跃进、大饥荒的镜头，我不由得对杨朔散文的真实性产生了怀疑，那一幅幅如诗如画的美境，到

2、底是虚构的还是实在的呢？或许，杨朔所写的人、事与情景在某些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确实存在过。问题是，当杨朔一遍遍地复制和渲染着那些他所见所闻的美丽动人的局部景象的时候，却对更大范围内的社会灾难无动于衷或者视而不见，在他的作品中甚至连一抹阴翳一缕云烟都没有留下，这就很难让人相信他的真诚了。也有人说，杨朔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体的精致和洗炼上。确实，杨朔的文体，从谋篇布局到遣词造句，都是循规蹈矩，很少变化的。往好处说是干净利落，往坏里说就是千篇一律，公式化、概念化。而艺术上的公式化概念化，根本原因还在于内容上的空泛或弄虚作假。这说明杨朔起码背离了近代散

3、文真实性、多样性、个人性的基本原则。我们不能忘记杨朔是在一个创造神话的时代写作他那些美文的。所有过来人大概都还记得，那个时代最流行的话语就是“将神话变为现实”。在一定意义上，说杨朔散文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内容）或“时文”（形式）也许更恰切一些。应该说杨朔的“神话”包含了一定的历史真实，但是这种真实既不能以近代散文的真实与个性相一致的尺度去衡量，因为它是没有个性的个性；更不能用十九世纪以来“据史写作”的要求去审视，因为它的基础是虚构。徜若换换角度，从文化心理或神话学的角度重新解读杨朔，也许能发现一些更加隐蔽也更加残酷的真实。二、杨朔散文是

4、一场重大文化事故的产物杨朔“神话”是中国现当代文化变质，创作心理非个性化时期的产物，而不像西方散文那样是近代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马克思在评价古希腊神话时曾经说过，“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民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2马克思：《致拉萨尔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40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3座谈纪要，见《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第76页，作家出版社，1960，北京4勃兰兑斯：《十九

5、世纪文学主流》Vol.3，《法国的反动》P.241--2425杨玉玮《杨朔的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新文学史料》，1982.36启功等《说八股》P.53，中华书局，1994，北京这个定义中有几个要件特别值得注意，一个是“人民的幻想”，说的是创作主体和创作方法；一个是“不自觉的艺术方式”，指的是艺术形态的原始性；另一个是“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说的是神话的内容。三者是有机地化合在一起，构成了不可复制而又魅力永存的希腊神话境界。如果我们通读一遍杨朔在十七年期间所写的散文，从《戈壁滩上的春天》到《黄海日出处》，从《埃及灯》到《巴厘的火焰》

6、，再和当时报章杂志上连篇累牍的通讯报道、慷慨激昂的社论述评稍作些比较，便不难发现那些署名杨朔的文字里，几乎没有真正属于“这一个”作家的独特体验和认识。作品中的杨朔全然变做了国家意识形态的代言人，也就是马克思厌弃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借用德里达的话说，就是生活中的杨朔，户口簿上的杨朔依然存在，而文学中的杨朔，那个曾经写过《木棉花》，写过《雪花飘在满州》的杨朔已经死亡，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可以还原为国家意识，还原为大众意识，还可还原为古今中外各种文本和泛文本──文化的无底的棋盘。《我的改造》（1949）标志着这个转折的基

7、本完成。杨朔在其中写道，战争中的事实和经历“教训了我”，“人民改造了我”，“我认识了人民的伟大，决心要替他们服务”。“力量从群众当中来，离开群众，我是多么渺小，多么孤单啊！”杨朔放弃个性而皈依群体的直接后果，就是被扭曲玷污了的“人民的幻想”，在其散文创作中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走进太阳里去”》写让高山低头河水让路，《黄河之水天上来》写水流、油流、铁流、车流汇聚成时代的巨浪，“浩浩荡荡涌向天安门去”，《海市》、《泰山极顶》、《蓬莱仙境》则写的是大跃进使海市蜃楼的梦想成真，还有《香山红叶》、《雪浪花》中的忆苦思甜内容等等，人民的幻想、狂想

8、、甚至妄想，假杨朔之笔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达。连文字风格都是那个时代中国人所特有的夸张与豪放。当代的文学史家们常常把创作主体舍小我而求大我，抑个人而张群类，灭异志以趋大同的审美意识的变化，看作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