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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d19184e51cd8ed5f2726b72c4217a9d.doc诗化散文:杨朔、刘白羽、秦牧杨朔《雪浪花》(1961)、刘白羽《长江三日》(1961)、秦牧《花城》(1962.2)在六十年代初期,抒情散文空前繁荣,散文几乎成为狭义的抒情散文的一统天下,大量的意境隽永、文体优美的抒情散文涌现出来,以“寻求意境”为核心的诗化现象,构成六十年代初期散文创作的主要倾向,作家们将发现诗意、创造意境当作散文构思的灵魂,评论家将诗意与意境当作散文审美的重要标准,一个作家散文风格的成熟与否也往往以诗化的成就为依据,在
2、那一时期,读者中广为流传的散文大多是以诗意取胜的作品,标志着50年代以寻求意境为内核的当代散文审美建构的完成。当代散文,尤其是1957年反右以后,散文创作几乎形成了一统的歌颂性的思维模式:只能歌颂,不能暴露,只能歌颂生活中的真善美,不能暴露生活中的假丑恶,更不能触及时弊,揭露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尖锐深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作家不能全面地、正确地反映表现真实的生活,也就不能真实地抒写对生活的独特的理解和新鲜的发现,只能按照一个既定的思想表现模式去反映与表现生活。基于这一种一统的、定向的思维模式,散文在情感的活动
3、的表现方面,形成了“豪言壮语”式的抒情定势,说大话、空话、假话被认为是昂扬的格调,时代的抒情;表达作家个人真实的忧乐之情,则被认为是资产阶级感情或小资产阶级情调。这样以左的共性消融作家的个性,以时代的豪言壮语代替个人情感抒发的具体性、真实性和特殊性,作家的散文中所表现出来的真情实感大为减弱。这种诗化现象的出现,有其深刻的历史渊源与现实背景。散文创作上的诗化现象有其历史的渊源,中国抒情文学发达,叙事文学不发达。我国被称为诗的国度,中国文学追求的意境,也就是情景交融的境界,借景抒情,情景交融是中国文学最擅长的表达方
4、法。“天人合一”,“物我同构”,成为中国古代文人的哲学追求与思维方式。古代散文的这种构思模式与审美风范,作为中国文化的深层积演,一代又一代影响着中国散文的创作,借景抒情也成为中国当代散文最基本的构思与表现模式。散文创作上的诗化现象,不仅有其历史的渊源,而且有着现实的背景。首先,诗化是颂歌主题抒情散文的必然的审美选择。在散文创作中,诗化,更具体地说,即意境创造,并非一切散文样式的最佳审美选择。比如说随感录、序跋、书信、日记,就不一定要有意境。但一般而论,写景抒情散文,因表现方式除直抒胸臆外,便是借景抒情、托物言志
5、,往往写得情景交融,意境隽永。我国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的“散文复兴”运动,并不意味着散文原来的政治功利观念和以阶级以及群体意识为核心的审美格局的变化,那时,散文依然被看作是为政治服务的工具,歌颂政治与社会生活的光明面,依然是散文家所恪守的大主题。这样,既要保持颂歌的基调,又要克服前期散文创作在艺术上所存在的那种直露、粗疏的弱点,提高审美价值,于是散文便选择了托物言志、创造意境的艺术传统作为构思与表现的格局。托物言志、借景抒情也是一种象征手法的运用。范希文在《对床夜语》说:“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作者所要表现的思
6、想感情不直接道出,而借用其它事物来间接暗示,这样,就能够突破那种平铺直叙所带来的表达意义998d19184e51cd8ed5f2726b72c4217a9d.doc的过分确定、局限和直露,从而使其表达的意向与内涵趋于广阔、丰富和含蓄,读者的想象活动也会变得活跃,获得更多的审美趣味。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的散文,主要是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抒情散文。这些散文往往从宣传与张扬“时代精神”出发,思索、提炼自己散文的主题,然后寻找到表现这一主题的载体,寄托物,象征物,于是,构思的主体工程就大功告成。这实际上是古已有之的“
7、赋体”散文。在古代散文中,存在着大量优秀的托物言志散文:柳宗元《愚溪诗序》、刘禹锡《陋室铭》、白居易《养竹记》、范促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周敦颐《爱莲说》、苏轼《喜雨亭记》、龚自珍《病梅馆记》。由于这类散文有着深厚的传统,写法又容易掌握,易见功效,所以在六十年代初的抒情散文的创作高潮中,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风格流行,涌现了大量佳作:杨朔《雪浪花》、《茶花赋》、《荔枝蜜》,刘白羽《日出》、《长江三日》,秦牧《土地》、《花城》,吴伯箫《歌声》、《记一辆纺车》等。其次,是时代对诗意的触发。当代抒情散文第
8、一个创作高潮正是出现在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生活面临严重困难的时期。这一特殊的时代背景对于散文创作发生着重大的影响:一,严峻的现实生活使人们的头脑开始从大跃进的狂热中冷静下来,对极左思潮的遏制,文艺政策的调整,使作家的心灵获得了一定的解放。1961年,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1962年3月在广州会议上所作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对于排除左倾思想,发扬艺术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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