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_郝鑫淼

《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_郝鑫淼》由会员上传分享，免费在线阅读，更多相关内容在学术论文-天天文库。

第39卷第6期Vol.39No.62022年12月Dec.，2022DOI：10.16217/j.cnki.szxbsk.2022.06.013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郝鑫淼（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辽宁沈阳110034）摘　要：20世纪初期，学者关于《诗序》问题的争论打破了传统《诗经》学的权威性和神圣性，直面《诗经》的文本，回归文学本真，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的建立。但是，由于《诗序》研究受社会思潮影响较深，导致其存在偏激和片面等问题。关键词：20世纪初期；《诗序》；现代《诗经》学中图分类号：I206.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7931（2022）06-0084-0820世纪初期，伴随着社会政治的变化和西方现代思潮的冲击，《诗经》研究的文化背景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传统的《诗经》“经学”层面的研究面临着僵化的危机，重构《诗经》学逐渐成为学者面临的课题，《诗经》学开始由传统向现代转型。接受了西方现代思潮的中国知识分子开始重新解读《诗经》，首要任务就是摆脱《诗序》的束缚，达到去神圣化的目的，现代《诗经》学在对《诗序》的批判中逐渐拉开了序幕。一、《诗序》研究的时代背景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文化开始转型。到20世纪初期，新一代学者们以更加冷静和理智的眼光去看待经学典籍，将《诗经》当作文学、历史、政治、民俗等学科的材料，《诗经》学也因此进入了瓦解与重建的新时期。（一）传统经学的衰落与疑古思潮的兴起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知识分子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提出“中体西用”的准则：[1]“是道德纲常者，体也；兼及西人事为者，用也。”1898年，康有为代拟的《奏请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中提出：“臣窃维中国人才衰弱之由，皆缘中西两[2]学不能会通之故。”他们都主张以传统经世之学与圣贤义理为治国之根本，吸收西方一切有用之科学来挽救清王朝面临的危机。统治阶层已经不再满足于仅仅依靠传统经学治国理政，逐渐将西方科学纳入中国学术体系之中。1905年科举制度的废除，使“儒学”失去了原本“圣经”的地位，以经学为中心的传统学术格局被打破，教育体制的变革也让更多的知识分子从“四书五经”的束缚中走出来。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提出：“但使外学之输入者果昌，则其间接之影响，收稿日期：2021-12-18作者简介：郝鑫淼（1996—），女，辽宁葫芦岛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引文格式：郝鑫淼.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022，39（6）：84-91.84

1郝鑫淼：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2022年第6期[3]必使吾国学别添活气，吾敢断言也。”五四运动时期，新、旧思想的猛烈交锋开启了中国现代学术，许多儒家经典的经学性质被弱化，开始作为文学材料、史学材料被加以研究，以《诗序》和传统传、笺、注、疏为研究核心的传统《诗经》学开始向现代转型。20世纪初期疑古思潮的出现，知识分子质疑专制制度背后的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陈独秀在《复辟与尊孔》一文中提出：“盖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理[4]之自然，无足怪者。”要真正推翻专制制度，必须彻底铲除儒家传统的等级观念和封建纲常伦理，疑古思潮就在这种社会氛围中应运而生。以顾颉刚、钱玄同为代表的古史辨派学人高扬“疑古辨伪”的大旗，对《诗经》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促进了《诗经》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从经学研究的内在理路来看，《诗经》学研究一直存在两个方向：一是“尊经”方向，二是“疑古”方向。“尊经”一直是主流观点，“疑古”思想虽然没有受到重视，却一直在发展，直到“五四”时期在古史辨派的努力下汇成大潮。唐代以前，关于《诗序》的作者，除范晔的《后汉书•儒林传》认为是卫宏所作之外，其他诸家观点基本都不出子夏和毛公二人。直到韩愈提出《诗序》非子夏所作，引发了宋代对于《诗序》的大规模讨论。从北宋的欧阳修和苏辙，到南宋的郑樵和朱熹，都对《诗序》的作者、小序的牵强附会进行了讨论和批驳。到了清代，姚际恒、崔述和方玉润摆脱了序文的束缚，立足《诗经》文本进行思考。可见，20世纪初关于《诗序》的讨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在历代学术成果的积累下生发的。（二）新式知识分子的出现与现代学术制度的建立自洋务运动开始，清政府加强了对新式人才的培养，王先明在《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中提出新学机构“开始按照近代社会分工和学科分类的特征设置教[5]学内容”，白宪娟的《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以胡适、顾颉刚、闻一多〈诗经〉研究为例》认为：“1902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标志着中国近代教育制度的开始，1904年[6]《奏定学堂章程》则颁布表明中国近代学校教育制度的正式确立。”在新式教育的影响下，出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新式知识分子，他们逐渐取代了传统学者。20世纪初学人的独特教育经历，推动了近代新学的出现。这种转变在《诗经》研究中多有体现，学者们摆脱了尊经复古的观念，从文本出发，以批判的眼光对《诗序》提出质疑。从古史辨派学人对《诗经》进行的论争中，我们可以看出新式知识对学术研究转变的推动。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中国掀起了向西方学习的热潮，逐渐建立起一套现代学术体系，促进了中国近代的学术转型。从学术机构的角度看，左玉河在《双刃剑：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学术自由之张力》中提出“近代以来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由科学团体及科学研究机关有计划[7]推进的”，学术研究进入了集体运动的时代。新知识群体以新型大学等学术研究机构为根据地，重审传统文化，如1902年建立的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为学者提供了丰富的学术资源和广阔的学术空间。学术活动的制度化和组织化，对中国近代学术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学术分科的角度看，现代学术分类体系包括文学、史学、哲学等，是与人的认知目的相结合的，更适应现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到了民国时期，蔡元培在《自写年谱》中提出：“我以为十四经中，如《易》、《论语》、《孟子》等已入哲学系；《诗》、《尔雅》已入文学系；《尚[8]书》、三礼、《大戴礼》、春秋三传，已入史学系，无再设经科的必要，废止之。”新一代知识分子使用新的分科体系来容纳经学文献，进一步消解了经典的神圣性。在现代学术分科的影响下，《诗经》去经典化的观点逐渐成为主流，关于《诗序》的探讨逐渐掀起了热潮。85

2第39卷苏州教育学院学报（三）传播行业的发展和西方现代思潮的传入我国近代报刊是随着西方文化的传入而兴起的。19世纪外国人在我国创办的报刊有200多种。1858年，黄胜在香港创办《中外新报》，徐松荣在《维新派与近代报刊》中提到《中[9]外新报》是“我国最早的中文日报”；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在宣传政治改良思想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此后，报刊成为政治论战和新思想传播的主要载体。现代报刊行业的民间化、大众化，对中国近代学术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首先，现代报刊为学术论争提供了新的阵地。科举制度废除以后，学术与仕途之间的关系被打破，学者们逐渐以独立、自由的身份进行学术研究，而报刊就成为了学术论争的最佳载体。其次，报刊加快了信息传播的速度，也加速了学术讨论的进程，对于某个问题的讨论，学者们可以通过报刊以最快速度进行回应，如胡适在《艺林旬刊》发表《谈谈〈诗经〉》之后，周作人很快在《京报副刊》发表《谈〈谈谈《诗经》〉》，对胡适文章中的一些观点进行了反驳。从19世纪中期开始，西方现代学术思潮开始传入中国，而传统经学也受到了猛烈抨击。钱玄同的《答顾颉刚先生书》提出：“二千年中的学者对于‘六经’的研究，以汉儒为最糟。他们不但没有把真伪辨别清楚，他们自己还要作伪；他们不但没有把文句解释明白，他们自[10]己的文理大都是不通的。无论今文家、古文家，都是‘一丘之貉’。”现代学者抛开传统的解经方法，以开放的学术态度和敢于批判经学权威的科学精神进行学术研究，使儒学从传统的国家权威理论形态回归学术本位，推动《诗经》研究回归文学本位。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胡适主张对《诗经》进行一次清算：“所以我们研究《诗经》，关于一句一字，都要用小心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关于一首诗的用意，要大胆地推翻前人的附会，自己有一种新的见[11]580解。”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中提到胡适运用“归纳、模拟、演绎的方法对[12]85‘言’字作出新解，并提出学习运用西方语法学和词汇学来检讨古书训释”。在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下，这种研究方法的更新推动了现代《诗经》学的建立。二、关于《诗序》的讨论推翻《诗经》的经学地位，是20世纪初学人的共识，他们主要从两个角度出发：一是否定孔子删诗，切断孔子与《诗经》的联系，使其从圣人经典回归文学作品；二是对《诗序》的时代、作者和内容进行讨论。这一时期多数学者认为是东汉时期的卫宏创作了《诗序》，并对《诗序》的不合理之处进行了批驳，这些讨论推动了经学权威的衰落。20世纪初，学人对《诗序》的讨论有两个方向。（一）关于《诗序》作者的讨论20世纪初期关于《诗序》作者的主流观点是东汉卫宏，摆脱了传统的孔子和子夏作序的观点，将作者身份平民化，将作序时代由先秦时期延后到汉代，推翻了《诗序》长久以来的权威地位，夏传才先生在《二十世纪诗经学》中指出“‘五四’以后去《序》说诗，成为[12]97学术风尚”。关于《诗序》作者，以汉代为界，主要分为两种观点。1.东汉卫宏或其他汉儒所作第一，卫宏作序。廖平在《论诗序》和《续论诗序》中提到他对于《诗序》作者的态度，“如[13]《左传》《礼记》引诗至于数十百条，皆言诗义而不言作诗之人”，“至后汉卫宏，乃仿尚[14]书百篇而作序，以事解诗，以序定题，诗至是于一序，专于一事”。1923年，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提出他对《诗序》作者的看法：“其比较的有根据的，共有三说：（一）是子夏作，86

3郝鑫淼：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2022年第6期（二）是卫宏作，（三）是子夏毛公卫宏合作。……最可靠者还是第二说。……且即使说诗序[11]398-399不是卫宏作，而其作者也决不会在毛公、卫宏以前。”同年4月，徐调孚在《小说月[15]报》发表《诗序（读书杂记）》，表达了对郑振铎观点的支持，认为“诗序后出”。1930年，顾颉刚发表了《〈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提出：“《诗序》者，东汉初卫宏所作，明著于《后[16]汉书》。”并于1941年8月在《责善半月刊》发表《论诗序之作者》，与慕寿祺就《诗序》作者进行了探讨。还有几位学者也认为是卫宏创作《诗序》，黄优仕在《〈诗序〉作者考证》[17]中提出“《诗序》为卫宏集录师说而为之者，可无疑矣”，并对《诗序》的内容表示了怀疑；靳极苍在《诗序六义四始及四诗之总检讨》中提出“诗序之出于毛公后，可断言”“则序为[18][19]卫宏所作，显然无疑”；夏敬观在《毛诗序驳议》中提出“则序乃卫宏作无疑”。第二，其他汉儒作序。1924年4月，吴时英在《晨报副刊》发表《毛诗序考》系列文章，在4月3日和4月4日的文章中，他对《诗序》作者的诸家观点进行了归纳，分别为：“（一）诗人自制说”“（二）国史作说”“（三）孔子作说”“（四）子夏作说”“（五）子夏毛公[20][21]合作说”“（六）毛公作说”，“（七）多人增补说”“（八）卫宏伪造说”，并将这八种观[21]点分为“出于古的拥护派”“出于汉人的攻击派”“调停的折衷派”，基于上述论述，吴时[21]英提出“（一）诗序出于一人之手，（二）诗序作于毛传以后”的结论，认为《诗序》应当是汉人所作。蒋善国在《三百篇演论》中提出小序是汉代人所作，大序产生在小序之前，可能是汉初人所作。蒋氏说：“至于毛序的作者……故只能断定作者的时代，而难决作者的本身。[22]128我们只能说小序系汉人所作……大序的产生，且在小序之先，大略也是汉初人的作品。”蒋善国认为小序是汉代的作品，而大序是否为汉人所作，还没有实证。1936年，魏佩兰在《毛[23]诗序传违异考》中提出：“吾人但知其为伪出，不必其为某一人之作可也。”她认为《诗序》[23]的创作时间“晚于刘歆”。第三，汉儒作序，卫宏辑录前说。1934年，吕思勉在《光华大学半月刊》发表的《诗序》中提出“小序为出于汉儒之也”，卫宏只是将《诗序》记录下来，“其著之竹帛，实始卫宏，郑王皆本所自来，故以子夏毛公为言耳。……然序实古学家采缀古书所为，不惟非子夏，亦[24]必不出毛公也”。1935年，李繁誾在《诗序考原》中提出，《诗序》是卫宏集汉代经师之说后掺入自己的观点而写成：“汉之经师，各为意解迭经附会史实，迨卫宏时，始集前说，渗己意，[25]而为之写定，遂成诗序。自郑玄笺注后，行于今而不废。”关于《诗序》作者问题，这一时期的学者淡化了作者个人，突出时代的重要性，将《诗序》的时代定在汉代，以消解《诗序》的权威性。这也是晚清以来学者探讨《诗序》作者问题的一个重要方向。2.子夏、毛公等前人所传1927年，许新堂在《民彝》杂志发表了《诗大序小序辨》，提出：“诗序作于子夏，汉[26]毛苌足子夏意所未备而成之，东汉卫宏润饰之。”他认为子夏作序，毛公补足序文，至东汉时期卫宏加以修饰。1930年，黄永镇在《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发表了《说诗序》，认为《诗序》作者为子夏，并反驳卫宏作序的观点：“案之郑王诸人之言，独断三十一篇之序，鲁[27]毛经师相传之同，则子夏为可信，而卫宏为无据。”1935年，苏维岳在《国风月刊》发表了《论诗序上》，分列各家观点并进行论证，提出“子夏作序”或“子夏毛公合作序”的观[28]点。1937年，李淼在《国专月刊》发表《诗序作者考》，提出诗序是前人所传而卫宏著之于篇的观点，这里所说的前人是指先秦时期的采诗之人：“故吾断诗序，乃当时采诗者之所记，87

4第39卷苏州教育学院学报[29]后世经师，皆有损益。至卫宏始著之于篇。”（二）关于《诗序》内容的讨论1.附会史事[13]廖平在《论诗序》中提到《诗经》因为《诗序》的存在而“纷争聚讼、迄无定解”，[13]原因在于“孔子所传、子夏所授、先师所习，皆在义例，而不在时事”，但是《诗经》中的义例并没有被发掘，而《诗序》附会史事以解诗便产生诸多异说，《诗经》的诗意阐释被《诗[13]序》统治，所以廖平认为：“故欲求本义，必先去其序。”郑振铎的《读毛诗序》认为《诗经》的传疏复杂难懂，他提出：“《毛诗序》算是一堆最[11]385沈重，最难扫除，而又必须最先扫除的瓦砾。”他认为《诗序》最大的坏处是“附会诗意、[11]388穿凿不通”，百分之九十的序文都是穿凿附会的，歪曲了诗文本意，以序解诗的方法使《诗经》更加晦涩难懂。吴时英的《毛诗序考》认为《诗经》被《诗序》掩盖了光辉：“灵活生动的诗句变作讽[30]世嫉俗的谤书，缠绵真挚的歌词化为干燥无味的政论。”对《诗序》“附会国政，王化，与[31]史事”“编派美刺以适合国君，时政，与定论”进行批判。这些盗窃的文句和附会的史事，使《诗经》阐释与国政王化紧密结合，寄托作序者的政治理想，掩盖了《诗经》的本来面目。顾颉刚的《〈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对《诗序》附会历史解诗的方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诗序》之方法如何？曰，彼以‘政治盛衰’、‘道德优劣’、‘时代早晚’、‘篇先后’之四事[16]纳之于一轨。凡诗篇之在先者，其时代必早，其道德必优，其政治必盛。反是，则一切皆反。”《诗序》以时代的早晚来附会诗意的性质，脱离诗歌表达情感的初衷，造成《诗经》的不可信。顾颉刚对《诗序》以史系诗的不信任，促进了他对诗旨的探讨，也引发古史辨派学人对《诗经》诗意的重新讨论。吕思勉的《左氏自相抵牾诗序袭之》以《有女同车》为例，对《诗序》采《左传》文句而出现错误进行了例证，并提出：“古学家之说，大抵采缀古书而成，然初不甚密，以古书[32]本多抵牾处也，浅者不加群考，以为信而有征，误矣。”靳极苍的《诗序六义四始及四诗之总检讨》认为：“余以为诗序之最不足取处，在于依篇第之先后，定其诗产生时代之早晚，依时代之早晚，定道德之优劣，政治之盛衰；依道德[18]之优劣，政治之盛衰，定诗之为美为刺。”由于《诗序》附会史事的解诗方法存在诸多问题，在20世纪初期，《诗序》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批评。除了以古史辨派学人为代表的废除《诗序》的激进观点外，还有学者提出了一些相对温和的观点，蒋善国的《三百篇演论》提出：“我们所反对的仅小序的无稽的附会，[22]128并不是反对诗有比兴之意。所以我们对于序说，最好衡之乎理。”熊化莲的《论诗序》提出：“见仁见智，无害于经本文。诗序有可存者，有可废者，有可信者，有不可信者，诵诗者善[33]自择之可矣。”这些都是比较理智的观点。2.美刺无据《诗序》是汉以后学者解《诗》的标尺，近代学者对于《诗序》正变、美刺的传统经学观念进行了批判。郑振铎的《读毛诗序》认为：“大概做《诗序》的人，误认诗经是一部谏书，误认《诗经》里许多诗都是对帝王而发的，所以他所解说的诗意，不是美某王，便是刺[11]389某公！”近两千年来，这种牵强的美刺观念一直影响着《诗经》的解说，所以一定要扫除《诗序》的偏见，才能见到《诗经》的真面目。88

5郝鑫淼：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2022年第6期顾颉刚在《读诗随笔》中对《诗序》附会美刺进行了批判：“汉人因为要把三百五篇当谏书，所以只好把《诗经》说成刺诗。……他们的心理总以为既有此语，必不徒然，一定有个大道理在，[11]372-373于是深文周纳到事实上，说他如何的讽刺。”其对《诗序》的美刺无据进行了讽刺。吴时英《毛诗序考》称：“诗序所说的美刺自被尊奉毛诗者视为天经地义而不敢加以非[34]议。”他归纳了《诗序》的美刺原则：“历史称为治的时代，刺诗也会变成美诗；政治不[34]清明的时候，美诗也会变成‘陈古以风’的刺诗。”因此，他提出汉人在伪造《诗序》时，[31]采取的方法是“编派美刺以适合国君，时政，与定论”，《诗序》作者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寄托自己的政治理想。总的来说，对于《诗序》时代、作者、内容的讨论自20世纪20年代展开，持续了很长时间，这场讨论推翻了《诗序》的道德权威地位，引发了关于诗歌本意的大讨论，对于将《诗经》研究拉回文学本位起到了重要作用。三、《诗序》研究的成就与不足20世纪初期关于《诗序》的讨论，既受到《诗经》学发展内在规律的影响，也与时代因素密切相关。新文化运动带来了求新求变的学术观念、开放自由的学术氛围、学术体系和研究方法的更新，为现代《诗经》学的建立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但是，学术研究与社会思潮相结合的趋势也带来了弊端，偏激的、绝对的研究态度使《诗经》的研究流于片面和浅薄。（一）促进现代《诗经》学的创建夏传才的《二十世纪诗经学》认为：“在1918年‘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前，属于传统诗[12]22经学。”从汉代到清代的《诗经》研究大都着眼于伦理道德的教化，表现为“训诂、考[12]30证义理三类内容”，具有阐发诗教的政治化和功利化倾向，作为特定时期意识形态的重要产物，反映了中国传统封建社会的文化发展水平。《诗序》是《诗经》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关于它的创作时代、作者、大小序的划分、尊废等问题一直是重要的争论点，其中的“正变”“美刺”“诗教”等观念作为主流的价值观延续了近两千年。总之，五四运动以前对于《毛诗序》的研究从未脱离传统经学的道路。现代《诗经》学的创建既受到《诗经》研究内在规律的影响，又与新文化运动带来的现代学术思潮密切相关。现代《诗经》学研究具有如下特点：第一，现代《诗经》学研究实现了由经学向文学的转变，将《诗经》还原为诗歌作品，实现了研究方向的转换；第二，更新了研究方法，由于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与形式逻辑学等理论的传入，传统的分析归纳转向多种方法并用；第三，更新了研究成果的形式，传统的经学研究成果以笺注、札记、短论为主，而现代《诗经》学的研究成果以论文、专著为主。由于现代报刊业的发展，期刊和报纸成为学者论争的场地，使得论争能够快速、集中地展开，获得更加广泛的传播与影响。中国传统学术注重对事物进行整体的把握，从更高、更全的方面来进行归纳，并没有清晰的学科划分，在《诗经》的传、笺、注、疏中，既包括文学的内容，也有历史学、伦理学、地理学甚至植物学的相关知识。在阐释过程中，传统学者迷信圣人经典的权威，主观性很强。即使是注重实证研究的乾嘉学人，也只是在经典范围内进行考证，学术研究没有实现独立。20世纪初期，现代《诗经》学的建立从对《诗序》的研究中逐渐开始。这场由郑振铎引发的讨论，将《诗序》拉下了神坛，胡适的《谈谈〈诗经〉》指出：“一般经学家多把这种普遍真挚的作品勉强拿来安到什么文王武王的历史上去；一部活泼泼的文学因为他们这种牵强的89

6第39卷苏州教育学院学报[11]584解释，便把它的真意完全失掉，这是很可痛惜的！”近代学者将现代意识和科学方法引入《诗经》研究领域，将实证主义与逻辑学等引入《诗经》研究，传统《诗经》学话语体系逐渐消解，开启了由传统《诗经》学向现代《诗经》学的转型。（二）偏激的研究态度由于《诗经》年代久远，很难直接推断出诗文的本意，因《诗序》较为接近《诗经》的年代，其中对于作诗背景和诗歌题旨的观点就具有了较高的参考价值。《诗经》本不是纯粹的文学作品，其中许多诗歌的创作和使用与政治紧密相连，而《诗序》以史事解诗的方法也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因而要以历史的眼光探讨《诗序》，在发现它存在问题的同时，也要看到它的历史意义与价值，不能轻率地对其进行全盘否定。从19世纪中期开始，经学日益受到西方文化思潮的挑战，随着西方文化与科技的传入和清王朝的溃败，传统经学逐渐变成了社会进步的绊脚石。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促使知识分子积极学习西方文化，以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这也使得学术的发展日渐受到社会思潮的影响。五四运动之后，由于政治和社会思潮的影响，学者们对于传统经学的批判日渐激烈，批孔废经的言论随处可见，对于《诗序》的批判是反对封建礼教精神在学术研究中的体现，总的方向是正确的，但在实际研究中缺少了足够的理性精神。这种偏激的批判态度在20世纪初期的研究中多有体现，学者们在对《诗序》进行分析时常常存在“以今释古”和“过度批判”的问题，比如郑振铎在《读毛诗序》中提出：“《毛诗序》是没有根据的，是后汉的人杂采经传，以附会诗文的……《诗序》的释诗是没有一首[11]400-401可通的。他的美刺，又是自相矛盾的。”在反对传统的思想潮流下，近代学者用新的观念和方法去审视旧的典籍，完全脱离了汉儒解诗的语境，脱离了《诗经》存在的政治伦理土壤，并对经典扎根的文化价值规范表示怀疑。他们对《诗序》进行了全面、彻底的否定，拒绝接受历代的研究成果，往往使结论早于证明。这种偏激的、片面的价值取向违背了近代学者所追求的科学态度，使他们的《诗序》研究流于浅薄。参考文献：[1]李圭.环游地球新录[M]//王韬，李圭，黎庶昌，等.漫游随录·环游地球新录·西洋杂志·欧游杂录.长沙：岳麓书社，1985：300.[2]康有为.康有为政论集[M].汤志钧，编.北京：中华书局，1981：294.[3]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M].夏晓虹，导读.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135.[4]陈独秀.陈独秀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266.[5]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293.[6]白宪娟.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诗经》研究—以胡适、顾颉刚、闻一多《诗经》研究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2006.[7]左玉河.双刃剑：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与学术自由之张力[M]//陈勇，谢维扬.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39-40.[8]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卷（1936—1940）[M].高平叔，编.北京：中华书局，1989：312.[9]徐松荣.维新派与近代报刊[M].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22.[10]张荣华.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钱玄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107-108.[11]顾颉刚.古史辨三[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12]夏传才.二十世纪诗经学[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5.[13]廖平.论诗序[J].四川国学杂志，1913（7）：21-25.[14]廖平.续论诗序[J].四川国学杂志，1913（9）：24-32.90

7郝鑫淼：20世纪初《诗序》研究与现代《诗经》学的初创2022年第6期[15]调孚.诗序（读书杂记）[J].小说月报，1923，14（4）：102.[16]顾颉刚.《毛诗序》之背景与旨趣[J].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1930，10（120）：18-19.[17]黄优仕.诗序作者考证[J].国学月报汇刊，1928（1）：23-29.[18]靳极苍.诗序六义四始及四诗之总检讨[J].新东方，1940，1（5）：50-79.[19]夏敬观.毛诗序驳议[J].学海，1944，1（1）：1-10.[20]吴时英.毛诗序考[N].晨报副刊，1924-04-03（2）.[21]吴时英.毛诗序考[N].晨报副刊，1924-04-04（2-3）.[22]蒋善国.三百篇演论[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23]魏佩兰.毛诗序传违异考[J].师大月刊，1936（30）：92-105.[24]吕思勉.诗序[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2（10）：15-19.[25]李繁誾.诗序考原[J].励学，1935，1（4）：69-83.[26]许新堂.诗大序小序辩[J].民彝，1927，1（8）：1-2.[27]黄永镇.说诗序[J].国立中央大学半月刊，1930，1（15）：137-141.[28]苏维岳.论诗序上[J].国风月刊，1935，7（4）：22-26.[29]李淼.诗序作者考[J].国专月刊，1937，5（5）：68-69.[30]吴时英.毛诗序考[N].晨报副刊，1924-04-02（1-2）.[31]吴时英.毛诗序考[N].晨报副刊，1924-04-14（1-2）.[32]吕思勉.左氏自相抵牾诗序袭之[J].光华大学半月刊，1934，3（1）：4-5.[33]熊化莲.论诗序[J].中国文学会集刊，1936（3）：89-90.[34]吴时英.毛诗序考[N].晨报副刊，1924-04-13（2-3）.（责任编辑：刘中文，吴井泉）thTheStudyofPrefacetotheBookofSongsintheEarly20CenturyandtheInitialDevelopmentoftheModernStudiesofTheBookofSongsHAOXinmiao（SchoolofLiterature,ShenyangNormalUniversity,Shenyang110034,China）thAbstract：Inthe20century,thestudiesofTheBookofSongsbegantoshiftfromthetraditionalstudiesofTheBookofSongstothemoderntypes,andtheboomofthestudyofPrefacetotheBookofthSongsemerged.Atthebeginningofthe20century,scholars’debatesontheissueofPrefacetotheBookofSongsbroketheauthorityandsanctityofthetraditionalstudiesofTheBookofSongs,dealtdirectlywiththetextofthebook,returnedtotheessenceofliterature,andcontributedtotheestablishmentofthemodernstudiesofTheBookofSongs.However,thestudyofPrefacetotheBookofSongswasdeeplyinfluencedbythetrendsofsocialthoughts,whichledtotheproblemsofbengextremeandbiased.thKeywords：early20century;PrefacetotheBookofSongs;modernstudiesofTheBookofSongs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