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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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彭蛟内容提要：清代出现的大量会馆、公所等商人组织，对汉口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城市形态产生了重要影响，也是揭示其内部商业空间的重要线索。文章借助GIS软件，系统整理了汉口清代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分时段考察了其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结合汉口地形、地价资料分析其布局逻辑，大致勾V出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图景。文章还结合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与人群分布等因素，对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演变的内在机制进行了初步探讨。关键词：清代会馆公所汉口商业空间GIS一、弓［言作为明清以来迅速崛起的商业都会，汉口的商业成就和城市空间形态都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其外部市场体系与商业贸易发展轨迹已较为清晰。明清时期,汉口已形成自市场、集市贸易、转输至管理诸系统的完整网络体系,①商业呈现出消费型、全国性、中转型的特点，其城市本身也是一个巨大的零售市场。清前期，汉口上升为以中转贸易为主的全国性商业城市，在时称“天下四聚”中，独以商业见长。②20世纪初，时人评价“上海者为外国贸易之总汇，汉口者为内地贸易之中枢，扬子江流域其它各港，皆不过为此两地之附庸而已”。③汉口由水边荒洲迅速发展成为大都会，不同于武昌、汉阳等传统城市，其城市形态是“自由生长”。然而，因材料缺乏，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是模糊的。客商云集、五方杂处、因商而兴是其基本特点，所谓“此地从来无土著，九分商贾一分民”，④加上民国以前官方控制相对松弛，汉口在诸多方面均由商人掌控。与此同时，“各省会馆亦多，商有商总，客有客长，皆能经理各行各省之事”，⑤会馆公所无疑是一把洞悉城市发展运行的钥匙。明清会馆公所相关研究丰富，其性质、运作、演进的基本脉络已较为清晰，但城市内会馆公所分布的研究不多。何炳棣以苏州、汉口等地为例，讨论会馆公所地域观念的消融，实际上也讨论了商帮行业的演变融合；⑥王日根分析了苏州和佛山的情况，指出商业城市内会馆集中区域就是商业发达之区，而手工业发达的城市会馆分布则较为分散;⑦薄井由分析了云南省内不同城市间商业中心的转移与会馆兴衰的直接关系;⑧沈场讨论了天津、南京、苏州、聊城等城市明清会馆公所与城市形态、功能布局的关系，其中涉及商业空间的讨论。⑨这些研究成果表明城市内会馆公所分布与商业发展、城市#作者简介］彭蛟，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武汉，430072，邮箱179552826+qq.com0①陶建平：《明清时期汉口商业网络的形成及其影响》，《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1期。②石莹：《清代前期汉口的商品市场》，《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1989年第2期。③茶圃：《中国对外贸易之大势》，《国风报》第1卷第23期（1910年）。④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湖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⑤晏斯盛:《请设商社疏》，贺长龄辑：《清经世文编》卷40《户政十五•仓储下》，中华书局1992年影印版，第991页。⑥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台湾学生书局1966年版，第102-108页。⑦王日根：《乡土之链一-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73-279页。⑧薄井由：《清末以来会馆的地理分布一一以东亚同文书院调查资料为依据》，《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3辑。⑨沈0：《明清苏州的会馆与苏州城》，贾环主编：《建筑史》第21辑，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7-171页；沈0：《明清时期天津的会馆与天津城》，《华中建筑》2006年第11期；沈0：《明清聊城的会馆与聊城》，《华中建筑》2007年第2期；沈0：《明清南京的会馆与南京城》，《建筑师》2007年第4期。-148-

1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功能等问题的内在联系已受到了关注’就汉口而言%罗威廉分析了汉口的现代化%认为其在清代就形成了类似于西方的社会共同体自我管理模式%会馆公所在其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并对汉口内部空间格局进行了探讨'①建筑学领域则主要关注汉口会馆公所建筑与城市空间形态的关系’②另有主要针对紫阳书院、山陕会馆等几个影响较大会馆公所的个案研究’③事实上，汉口工商店面较为集中（尤其是贸易、批发类），是“早期商品竞争、原材料的输运、同行手工业者之间的相识程度&地缘关系甚至师承关系、相对集中有利于腹地城乡小商贩或使用者直接采购等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④一定程度上，会馆公所的分布是指示汉口商业空间分布的重要线索’⑤虽然直接的证据缺乏，但清代几处较为明确的市场和会馆公所具有对应关系’⑥民国调查资料也大致印证了这一认识%一方面很多行业商户分布相对集中，⑦另一方面对应的会馆公所多靠近其成员商户分布区域’⑧因此，在直接材料缺乏的情况下，通过系统整理和分析会馆公所的空间分布，借助地理信息系统的信息整理和分析功能，并结合文献材料，动态地勾勒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格局应该是可行的’二、会馆公所分布情况（一）会馆公所概况在系统梳理会馆公所空间信息较为集中的材料后，⑨对近200条会馆公所空间信息去除重复点%整合部分更名、多名的情况，清代汉口共有100个建立年代和空间位置较为明确的会馆公所组织%参见表1°作为典型的商业城市，汉口的商业类型组织占有绝对优势%商业组织持续稳定发展，手工业组织和日常服务业组织在中后期发展相对较快°同业组织57个,为同乡组织的2倍，另有16个兼具同乡同业性质°根据会馆公所对应的地域统计%汉口外省商业移民主要来自11个省，⑩省内主要为黄陂、孝感、咸宁、黄州等周边地区，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汉口商业联系的范围’建立年代上，自道①参见罗威廉著，江溶、鲁西奇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与社会（1796-1889）》，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罗威廉著，鲁西奇、罗杜芳译《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与社区（1796-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②王刚：《街道的形成一-1861年以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察》，《新建筑》2010年第4期；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1年版;刘凯：《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③潘长学、徐宇甦：《汉口山陕会馆考》，《华中建筑》2003年第4期；刘嘉乘：《清代汉口商人会馆的建构及其类型》，《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2007年第3期°④于志光：《武汉城市空间营造研究》，第114页°⑤当然也存在有商帮而未建会馆公所的情况，（杂货帮为例，浙、宁杂货帮，江苏杂货帮，其他诸省京苏洋广杂货未建公所自为商帮的亦不少）。参见何炳棣《中国会馆史论》，第106页。⑥如龙王庙是水果市场，土水果自治会位于龙王庙；杨家河是杂粮集散地，其周边有粮行公所、粮食公所、湖南会馆、上埠及中埠杂粮斗级公所等一批相关会馆公所°⑦以民国时期的药材、棉花、皮业为例，155家药材行中，59家位于沈家庙,28家位于大、小夹街，其余也多在新码头、陞基巷一带，可以说非常集中；棉花商号中行35家（入棉花行业工会的称（行））,号22家（入申帮棉业工会的称号）°其中，棉花行集中在大小夹街、黄陂街一带，棉花号集中在后城马路五常里一带；12家皮货行中有8家在黄陂街°参见汉口商业一览编辑处编《汉口商业一览》,1926年印行，第229-234、92-95&198-199页°⑧如前注提到的药材会馆主要分布在沈家庙周围（5家较为明确的药材行业组织三皇殿、药王庙、神农殿、广义公所、安苓公所、药业公所中只有安苓公所位于五彩河街），棉花行业公会在大夹街，申帮棉业工会则位于后城马路同善里°⑨主要资料为以下三类：一是历史地图,1868年《续辑汉阳县志图》是较早的街市祥图,细致准确地记录了汉口街巷格局和重要的建筑点，包括较早的药材行帮公所三皇殿；1877年《湖北汉口镇街道图》记录建筑点较多；经考证约为1890年前后的《武汉城镇合图》含大量的会馆公所位置信息。另有部分民国年间地图可作参考°所提及历史地图均收录于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中国地图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0-21&42页。二是《汉口丛谈》相关记载，《汉口丛谈》卷2制表记录了街巷、建筑信息262条，对部分会馆公所建筑略有记述°参见范错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7-87页。三是《夏口县志》相关记载，其《建置志》与《补遗》依据调查数据，记录了确有创建年代的会馆公所126个，另有41个创建年代不详的只列名称与地址，参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武汉出版社2010年版，第118-138&679页°⑩相关省对应会馆公所数量为江浙12家、湖南7家，江西、河南、安徽各3家，山陕2家，福建、广东、山东各1家。・149・

2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光年逐渐增多，在同治年间形成一个高峰’①汉口会馆公所类组织名称较为复杂，“会馆”多为商人同乡组织，②很多也具有行业性质；③“公所”多为同业组织，但也有少量同乡组织，④名为公所的同业组织中至少也有15处带有地域性质’⑤整个清代%汉口同籍组织和同业组织并存发展，但整体存在同籍组织建立偏早、同业组织建立偏晚的情况’（清前期商人会馆有较快的发展，清后期则有公所继起，从会馆到公所，反映着清代商人组织的演进”，⑥同业组织于后期兴起的最直接原因应该是工商业发展带来的专业化和行业细分°表1汉口会馆公所分类统计单位：个行业类型组织类型名称1时段日常兼同乡、商业手工业同乡同业会馆公所其他3服务业2同业性质顺康141474475464乾嘉22413104871386咸同1853321239111011光宣237242262181113合计76176275716204634资料来源：《续辑汉阳县志图》《湖北汉口镇街道图》《武汉城镇合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20-21&42页；范错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77-87页；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8-138&679页°注：1•不少组织存在多名的现象，本文在梳理时按会馆、公所、其他三类进行依次确定，会馆、公所的命名与其性质存在一定关联，但其他庵、殿、宫、庙、书院之类的名称与其性质并无明显关联。2•主要指餐饮、剃头、算命等行业。3.其他名为殿、宫、公会、庵、书院、庙、阁、公店等。4.为豆芽公所。5.其中4处有别名，山陕会馆*关帝庙）、江苏会馆（千佛庵）、江西会馆*万寿宫）、怀庆会馆（药王庙）。6.其中2处有别名，江浙公所（三元殿）、木业公所（鲁班阁）。7.其中6处有别名，咸宁会馆（钟台书院）、上元会馆*天印公所）、宁波会馆*浙宁公所）、江西临江会馆*仁寿宫）、绍兴会馆（阳明书院）、辰州会馆（湫波宫）。8.其中3处有别名，鞋业公所（孙祖阁）、山西布帮公所（宝林庵）、南城公所（神农殿）。9.其中太平会馆又名太平公所。10.其中粮行公所又名凌霄书院。11-其中黄帮白铁公所又名老君殿。（二）会馆公所空间分布在Arco,软件中，利用古今相同地点作为控制点对历史地图进行地理配准，将街巷体系矢量化，再录入会馆公所的空间信息就能形成会馆公所空间数据库，为进一步分析奠定基础’密度计算功能可直观反映会馆公所分布特点和变化趋势’⑦雍正年以前，会馆公所的分布重点在循礼坊，主要在后①最早的是三皇殿，另康熙年间成立13家，雍正年间1家，乾隆年间10家，嘉庆年间3家，道光年间14家，咸丰年间8家，同治年间18家，光绪年间31家，宣统年间2家；自顺治年至嘉庆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均在0.2个以下，道光年至宣统年平均每年建立会馆数值分别为0.46、0.72&1.5、0.91、0.66个°②20处会馆中仅金箔会馆为同业组织°③如怀庆会馆*怀庆府多县药商组织）、覃怀中州会馆（河内四县营业西货商号组织）、上元会馆（上元县杂货海味等商户组织）。④据记载,其中宝庆公所、齐鲁公所、南城公所、苏湖公所、长郡公所为同乡组织，行业属性不明显。⑤分别为：山西布帮公所、广义公所（罗田麻城二县苓商建造）、淮盐公所、黄陂公所、江南京南公所、江浙公所、黄帮白铁公所、南城公所、萍澧公所、齐安公所（黄帮建造）、天印公所（江苏省上元县）、孝邑公所、浙宁公所、镇江公所、安苓公所（安徽潜山等五邑旅汉苓商公会）°⑥吴慧：《会馆、公所、行会：清代商人组织演变述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3期°⑦密度分析是根据输入要素数据计算整个区域的数据聚集状况°・150・

3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来的循礼门以南、大夹街以北区域，尤其是徽州大巷、药王庙一带，这一时期主要呈点状分布，参见图1'至年,会公所逐渐，分布范围扩大，布于以北,一到堤外。在大董家巷、沙、体仁巷以及崇仁布较多，徽大巷、药王一加密集。这一时期新建会馆公所的分布始西移，在朱家巷以上的布，会公所分布经开始成线，垂于，参图2。至年间，新建会馆公所的分布位一步西移，内外已经成片，上下路的近也出现了一些会馆公所。①家河、白家巷、利济、徽会馆一带、沙、大家巷、洪处为分布中心，参图3o图1顺治至雍正年间会馆公所分布密度资料来源:作者依据历史地图和文献资料通过软件自绘。以下各图除另有说明外，均同。明:从历史地图可知，汉口内部街巷体系整体变化不大，故底图依据同治年前后历史地图绘制。图2截至道光年间会馆公所分布密度从微观层面来看，会馆公所个体位置的变迁能折射出整体趋势。《夏口县志》中较为明确的迁移或者发展记录有9条，新安公所到徽州会馆的提及。“康熙七年徽属六邑仕商合组先此（新安准提庵）以为修院开辟码头基础”，“继而于康熙年创新院，年开新安头阁，其基南至河心北至义冢即现新安公所后硒台庵”。②从，是从靠近堤街的位置，南，头。其余变动的实例还有咸宁会馆，道光后由迁至堤外;南京南公所原，光绪中叶后迁至由义坊新火路口；公所原名皇殿，后迁至永；神农殿原南城公所，年后迁至大夹基；长春公所乾隆时在太古①“汉口镇……分为上下二路，居仁由义二坊为上路，自艾家嘴至金庭公店属仁义司汛地，循礼大智二坊为下路，自金庭公店下至额公祠为司汛地。”参见范错《汉谈校释》，第35—36页。②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编：《民国〈〉校注》，第119页。-151-

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图3截至宣统年间会馆公所分布密度码头，咸丰后改建于花楼猪巷横街；淮盐运商公所初以雷祖殿为会议团拜之所，光绪年后建公所于石码头；武帮铁业公所由太清宫同业分出至多宝林堤街；老君殿（剃刀帮）由郭家巷分出至居仁坊正街油。①从迁移或发展方，由北向南4个,②由南向北2个,③其余为由东向西3个。④从类型来看,新安书院为就地扩张,武铁业公所和剃刀帮老君殿2处为分立,其余为迁移,迁移方向以向南、向西偏多,徽州会馆式的扩展属于个例。会馆公所迁移原因各异，下文分布逻辑中进一步分析。、会馆公所空间分布逻辑（—）地形分析汉口毗邻江河，地势低平,历来水患不断，“汉水经其南，湖水绕其西北,大江横其东。旧志谓每值夏秋水涨，四面巨浸。”⑤近水的相对高地无疑是理想的居业场所。人多地少的汉口,地形对于各类行业和建筑的分布影响应该不小。历史时期的汉口地形虽难以还原，但城市地面地势总体变化并不大,⑥所以利用现代地面高程数据测算历史时期主要街道和部分节点的地形趋势和高低关系应该是可靠的。将汉口主要街道简图叠加在地形数据上，可从图4看到河沿、汉正街、中路、堤街、汉口堡（中大道）5条东西向通道贯穿大半个市区,其中汉正街和堤街所经之处地势相对较高;从地块看，以南，万安巷与民族路之间,地势整体较高;⑦而在上游崇仁巷一带,下游黄陂街、民路、民生路等几处是较为明显的高地。⑧①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35页。②别为新院、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其中淮盐公所年（1889）由雷祖殿分至石码头正街，而五处名为“雷祖殿”的地点中年以前建立的三处均位于石码头的北方，故大以认定淮盐公所迁移方向由北向南。③分别为咸宁会馆、长春公所。④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武帮铁业公所、老君殿。⑤范，江浦释：《汉谈校释》，第49页。⑥汉口传统成后总体变化不大,土地得到高效利用，产权制度相对严格，建设活动多为自发、小规模、渐进式的,对地形的人工体对堤外、宝庆头大水巷一带、、铁路外地区的填筑。⑦其中庆码头、大水巷一带，大夹街以北一带两处低地。⑧民权路（原王家巷）原为长堤一段。・152・

5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图4清代汉口街巷简图与现代地形叠加图说明：地形数据为ASTGTM2的DEM数据，每一个栅格代表30米见方的区域,对应一个高程值。图中颜色越深代表值越大。史料对汉地载多较为笼统。关于水灾的记载能直接反映地势，“虽最高之黄陂街，防日租界,,铁道路线，亦没水底”，①“进9,水。2日，黄陂最先露出陆地，市民欢腾。接着,民生路和民权路两亢处退水,人力车出现”。②可见黄陂街、民生路、民权路几处为高地,这与前文得出的认识一致。于河沿、汉正街、中路、堤街、汉口堡（中山大道）沿线均匀选取若干点，在地形数据中提取这些点的高程值，可以得到这些的平。以沿的为基准点，可以得出，参见图5o研究将汉地喻为屋脊,③指出汉汉口传统的。汉确明显的，另外一个地。图55条东西向通道平均高度差资料来源：作者根据ASTGTM2的DEM高程数据自绘。明：此处沿（接近于江面）作为基准点,并，河街由于沿江堤坝的修建要高出河沿。图中几条的平一定准确但相低关系应该是可信的。（二）地价概况汉水运和商业贸易而兴，“华居陋室密如林，寸地相传值千金”,④水野幸吉记载了清末汉口地价:河街之地所卖者甚少，其价格（一方四方各清尺一丈）自三百两以达于五百两，由位置与事情而异其价格,固勿论也。而其地租年额为地价千分之四十至五十。又正街由花楼街至黄陂①《武汉水灾》，《纺织周刊》1931年第19期。②王、范、唐惠珊：《1931年武汉水》，《湖北文史资料》1998年第4辑。③参见王刚《的一一武汉汉历史性考察》，士学位论文，华中科技大学,2008年,第59页④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页。-153-

6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街，最为繁盛之地，贷地少而卖地多，外街最良好之地所，一方四百两以至五百两，但稍入于内街者，一方不过二三百两也&地租之比例与河街同&其他夹街之地所最高者，一方两三百两。自后堤至玉带门之间，一方四五十两至百余两者为多。①可见当时花楼街至黄陂街一带地价最高，正街、河街其他区域次之，夹街（中路）再次之，后堤至玉带门之间最低。而同属正街，不同区域价值差别也很大，如“鲍家巷下首正街，河岸左首铺面一间，前铺后屋”的价值就比“基巷之上,永宁巷之下”的“正街中间老岸铺楼房屋”高出近两倍。②永宁巷一带正是低洼之地，鲍家巷一带则是明显的高地。综合地形和地价情况，不难发现，在内河航运为主要交通手段的时期，兼具了通达性与防水性的近水高地，应该是商业中心和地价的高地。这种状况在开埠后逐渐发生变化，一来租界区的辐射力逐渐增强，临近租界的地价不断上涨，到了1926年左右，正街“由三善巷至存仁巷”每方丈100两，而“由黄陂街下至四官殿”每方丈450两，差距更大，③这固然有地形因素的影响，④租界的影响也不容忽视；二来芦汉铁路修筑、后城马路修筑等因素也在影响汉口地价和商业布局。只是这些新要素对商人组织分布的影响到清末民国时才较为显著。（三）分布逻辑分析绝大多数会馆公所经费有限，需要寻求区位和地价的平衡点。结合地形、地价情况，汉口会馆公所的选址逻辑就较为清晰了。第一，清代汉口会馆公所一般分布在靠近高地、靠近商业中心的北侧。雍正以前的会馆公所大多分布于大夹街、黄陂街以北（正街及两处高地围合的区域）；至道光时期，新建的会馆公所间隙分布于正街至堤街，靠近高地，与南北向的街巷一致。这一特点表现最为明显的是崇仁巷周围，崇仁巷与正街交汇处是一个明显的高地，而围绕这一高地的三面（除去河街一面）均密布会馆公所。光宣年间，延续了这一趋势，并逐步填补了前期留下的空隙，使得堤街内外的会馆公所连绵成片。这样的选址既便于会馆公所与商户成员的联系，又考虑了地价等成本因素，可谓最优选择。第二，会馆公所在清代呈带状集中分布于堤街内外是多种因素促成的结果。首先，堤街一带最初少有人烟，地价低廉。药王庙北靠新安准提庵，属堤内，在康熙年间还是“水涨为濒湖，水退为荒地”，以“时价大钱壹百串”贱售于覃怀帮药王庙。⑤堤街观音巷附近的天都庵也是盐商公所，在道光年间还是“寂寂精舍幽，花木远城郭”。⑥其次，堤街地势较其内外部高，加上同治年间汉口堡的修筑，进一步减少了这一带的水患，使堤外也涸出大片土地，这一区域的优势更为突出。最后，堤外和后湖是汉口著名的游乐之地，“后湖一带，地平而旷远……加之茶寮市列……以是骚人逸士，估客寓公,无不流连光景，呼茗4留。”⑦堤外的环境氛围也比较适宜建立组织联络乡谊、沟通商情。第三，清代汉口城市商业中心东移,新建会馆公所的分布趋势却是向西。整个清代，新建会馆公所都较多出现在西侧市区。⑧究其原因，一方面市区西侧的工商业有所发展，更为重要的应该是随着汉口贸易的不断发展，人口攀升，与东侧相较，西侧的地价更低。另外，后期新建的会馆公所以本帮及手工业相关居多，规模偏小，实力有限，也会更多选择东侧建馆。第四，从个体迁移情况来看，与大趋势一样，向地价更低的位置迁移应该是主流。上文迁移案例中，既有实力雄厚者的就地扩展、连通河道，也有行业细分后的商帮分立，而向地价更低的区域迁移①水野幸吉：《汉口》，上海昌明公司1908年印行，第52—53页。②王刚：《街道的形成一一1861年9前汉口街道历史性考7》，《新建筑》2010年第4期。③参见《汉市各段地价》，《新汉口》第1卷第4期（1929年④三善巷至存仁巷正是正街两处高地之间的低洼地段，黄陂街则是相对高地。⑤药王庙碑文，参见王默、尹忠华《汉正街的"药帮"与药王庙》，《武汉文史资料》2007年第7期⑥范错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102页。⑦范错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71页。⑧主要在靠北的堤街、汉水上游的河街。-154-

7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是一个趋势，①行业和籍贯因素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也发挥了作用'②结合会馆公所分布，可以大致认为会馆公所对应的商业应多分布在其临近的高地和其偏南、偏东的、一，参见图6o图6会馆公所对应的商业空间分布四、内部商业空间（一）宏观空间代汉口商业空间离不开武昌和汉阳，因缺乏清代直接系统的资料,故以民国时期数据推测。③武昌、汉阳商人组织明显少于汉口。武昌有会馆14家,④为同籍，多为仕商共建，与汉口会馆为单纯的商人会所不同；公所8家，均为同业组织，同公会10家°汉会馆2家、公所5家;同业公会25家,其中20家由湖南鹦鹉洲竹木业会馆发展而来。武昌商人组织主要分布在城内中，除城外南侧沿处会馆外,⑤商人组布与商业相关性并不明显。汉，除竹商人组织集中分布于鹦鹉洲沿江一带外，北至南岸嘴的布，城内较少。而商布上，武昌城内长街最为，⑥的劝长街，城外布有商头、手工。⑦除了鹦鹉洲的竹外，汉商集中的西大街、显正街及城北沿江一带。从商业结构，武昌，⑧汉阳竹绝对。整体看，三镇商人组织和商布特色，但汉后，三镇同时都有向长江沿线聚集的趋势，参图7。⑨①由东向西的3处整体是迁往低价地区；在南北向迁移中，由南向北的咸宁会馆和长春公所均是迁向了地价更低的区域。由北向南迁移的新安书院、辰州会馆、神农殿、淮盐公所中，新安书院和淮盐公所实力雄厚，从堤街附近往南繁华地段发展；辰州会馆虽南，却从的大夹皇殿一带到地势低洼的永一带。②会南迁移更靠近其他湖南籍会馆公所（如宝庆会馆、沅帮公所、萍醴公所等）;神农殿是药材商的组织，南迁至陞基巷是迁到了的聚集区。③汉口会馆公所组较强的延续性，民国同业公会组织不少也是由前期的会馆公所改组而成;1883年《湖北省城内外总图》显示的武昌会馆公所位置与民国基本一致;而汉阳鹦鹉洲的“五府八帮”与民国时期的20家竹公会也具有的关联。所以从民国商人组代整体应价值的。④以下武昌汉阳会馆公所相关《武汉指南》、《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和1930年《武汉三镇市街实测详图》。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4编,新中华日报社1933年版，第26—38页；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64—65页。⑤这几个会馆属经营竹木业的湖南祁。⑥太平军入城时“众皆居长街列肆及人家大厦”。参见陈徽言《武昌纪事》，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战纪》，北京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长街商肆的繁荣和规模可见一班。⑦北有塘角，城外北侧有砖、箍桶巷,西侧临江有筷子街；城南有鲜鱼巷、米码头、油码头等。参见《湖北省城内外街道总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24—25页。⑧公所和同业公会以车、漆、、、厨、靴为主，主要满足城市居民日常衣食住行。⑨《清军布防图》《北武汉全图》《湖北省城内外总图》《武汉略图》《武昌省城最新图》《汉阳府城及附近详图》等历史地图武昌、汉沿长江一带的化。参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6、22&24—25、31、34—35页。-155-

8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武昌、汉阳是汉口商业空间的重要补充，这一点在盐业和竹木业表现突出。“然淮南盐商行盐,虽在汉口，因盐绝稠而高大，则多泊于对角”，①塘角位于武昌武胜门外东北,嘉庆年后原泊于汉阳的盐船改处,汉盐和后盐于此，“万楫聚塘角，爆竹喧沸海潮”。②到年一场大火后，③角渐衰落。竹汉商品之一，“湖南竹木两湖未分省以斯土系沿、，康熙后入火坑沟壅塞，始改迁鹦鹉洲……:购买地筑会馆廿余座”。④康熙年南帮尚在汉和汉地经营，原本在鹦鹉洲经营的是江西帮和本地的汉帮o⑤在火坑沟和玉带河逐渐淤塞的同时。靠近汉阳一侧的新鹦鹉洲逐渐淤出大片滩地，⑥竹木业中心逐渐转移至此，并发展成全国最大的竹木市场。湖南帮崛起，五府八内头、滩地，并了总会馆和会馆，其会馆、码头成列于沿江，⑦的滩地垂直于与码头相连。洲内还机构，逐步发展成为。实际上，武昌白沙洲也是规模可观的竹。⑧而到了晚清，尤其是张督鄂后，随着武昌汉阳的近代工起，三镇的关始从商的渐为近代工商业的分工协作。II南五邑米业公会）?阳公所i公所中帆書也严血门/籃%以公所戶衢I*阳门£熬犁血公电就业公曾油遥公所|辭％湖'［山东合it卜%歆笛湖闢南竹木总会唁盧』評图7武昌%汉阳会馆公所分布⑨涉及汉口内部，相关记载不多。“鄂中物产最饶之区推襄河沿岸，故当开辟市场之始即定于襄河沿岸一带，盖一以扼上游之津要，一以便商船停泊避风涛之险。”⑩汉口商业最早兴起于汉水沿①王葆心著，陈志平等校：《续汉口丛谈》，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18页。②叶调，徐明庭、马昌注：《汉竹枝词校注》，第68页。③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8—19页。④《鹦鹉南竹图图说》，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51页。⑤陈醒、陈立廉：《汉阳鹦鹉洲竹史略》，政协武汉市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武汉工商经济史料》第1辑，1983年印行，第117页。⑥明清时期武汉长江的沙洲演变是个复杂的过程，总体来看在东西两岸交替出现及消亡或并岸。参见尹玲玲《明清时期长江武汉段江面的沙》，《中国历史地理》2007年第2辑。⑦量会位于一线，如安益会馆。⑧这为祁常两帮经营，祁阳会馆、常宁会馆及祁属永安、西龙会馆。“白沙洲……水路交通，亦极便利，两岸木材，纵横排列，弥望”。熙元：《武汉之木材业》，《汉商业月刊》第2卷第6期（1935年）。⑨武昌、汉底图根据1909年《武昌省城最新图》《汉府近最新图》。参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30—31&34—35页。⑩武汉市地方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156-

9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岸，这一点从码头的建立与分布情况也可印证。①但从会馆公所分布情况看，到雍正年间，靠近汉水入的循礼坊一带应中心。其后,会公所向东西两侧。年，仁义司于上路,改汉口巡检为巡检,同年，建榷关于通济门，说明两侧都，需加强管理'在同光年间《续辑汉图》《武汉城镇合图》上，②图者着重标示出一批、码头、寺重要筑点，加重要会馆公所，结合地，可以大致得到汉口内部商业中心区，即这些建筑点聚集和围合的，参图8o图8同光年间重要建筑点及商业中心区从行业角度看，“银钱、典当、铜铅、油烛、绸缎布匹、杂货、、纸张为上八行头，齐行敬神在沈家庙；手艺作坊为下八行头，齐敬神义殿。”③三义殿家庙东侧1000米左右，两者均在循'下八简单对应上下路的空间，但道光年前后，商贸易类整体靠西，手工业整体靠东的倾向应的'④从同治年前后街巷名称看，与工业相关的布于循礼坊集家嘴至大蔡家，⑤而三义殿正位于这一区域的中北侧，这种位置关系也与前文提到的会馆公所组与相应的位置关系相一致。（二）微观空间初至雍正年间，除鲁班阁、汉义殿和豆芽公所外，会馆公所均为同籍，⑥属江浙、山陕、安徽、江西、河南、、广东各地。同为本帮，分散布，为工业与日鲜。外省商业涉及药材、、杂货、纸，⑦以及盐、典当、杂货、、、陶瓷，⑧根文得出的认识，这些商业应主要集中于山陕会馆西侧的高地至万寿宫以南的正街、夹街一带，参见图9'乾隆至年间，会公所分布明显扩大，参图10。同为本帮及周边的黄陂、孝感等帮，涉及手工业、衣袜鞋帽、餐饮、杂货、纸，主要分散分布于。⑨相应商业应分布于f①到同治十年（1871）,沿河码头共有16处，沿江码头6处。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编，第32—36页。②参见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42—43页。③调，徐明庭、马昌注：《汉竹枝词校注》，第4页。④从前文分析看，至道光年间汉的手工业组织并；以沈家庙和三义殿中间位置，约接驾嘴、十方庵一线为界，西侧有会馆公所27处，多为地域性会馆，豆芽公所、轩辕庵、双红公所、太清宫、文苑公所等5处为同业组织，其中太清宫（银炉坊）近手工业；东侧15处中，（阁）、（阁）、袜业（袜公会）、袋（殿）近手工业。⑤子街、万年街（、作，取“万年长乐”之意）、子、灯、、子、衣服街、纬子街、打铜巷、芦席街等。街道名称及位置，参续辑《汉》舆图、《武汉城镇合图》、《湖北汉口镇图》，武汉历史地图集编委会编《武汉历史地图集》，第18、21、43页。⑥分别为木业、循礼坊肉业、豆芽业。⑦为三皇殿和药王庙，为三元殿，纸业为千佛庵，杂货为江南京南公所。⑧由徽州、广东、、、江西商人经营,见武汉市地方公室、武汉图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⑨有太（）、阁（）、双红公所（纸）、黄陂袜业公会、殿（武汉菜公会）、轩辕（黄孝汉成衣帮）、善公所（杂货业）、殿（黄陂袋帮公会）等。-157-

10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图9顺治至雍正时段会馆分布及其偏南区域。外省商帮中，江浙的进一步，多以府或县为单位,①集中于山陕会馆西侧的高地，临近早先时段的江浙一带会馆,涉及杂货、、金工等,②应布会西侧高地、京江会馆南侧高地以及京江会馆与公会以南的正街、夹街一带。湖南会馆公所明显,③液波宫是沅陵商人组织，靠近三皇殿、药王庙、神农殿等药材业会馆聚集区；宝庆商人占据了南部低洼的临，靠近码头;粮食南商人重要经营领域，长郡会馆临近米头o这一时段还新建了中州会馆、仁寿宫、齐鲁公所、宝林外省会馆，多与早先的同地域会馆公所毗邻o④中州会馆以西货京杂货西药商户为主，应多分布于大、一；仁寿宫为油蜡药材商户为主，应位于大、小夹及集家嘴一带;宝林为山西布帮，对应商户应其南侧至大夹街一带。高地水面隆乾嘉庆道光图10乾隆至道光时段会馆公所分布《汉口竹枝词》描述了这一时段部分商布，可作和补充。“上街盐店本钱饶，宅第重深巷一条”，⑤盐布于。另外，大王庙为“盐商公建，巍焕，址后，为盐务公议之所”，⑥据其位置，一步推测此时盐布于万一带的、正街，光绪年淮盐公所于此。“京苏洋广巧，盘金佳。夹檐相对出，整齐第一是新街”，明徽州①有天印公所（江苏上元县团体）、浙宁公所（后改名宁波会馆）、京江会馆（江苏省徒阳坛漂等四县公所）、元宁公会（江苏上元江宁两县团体）、镇公所、绍兴会馆。②见武汉市地方公室、武汉图书馆编《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48—249页。③（会）、庆公所、长公所。④除了前文提到的江浙地区会馆，还有江西的仁寿宫与万寿宫毗邻，山西布帮公所与山陕会馆毗邻。⑤调，徐明庭、马昌注：《汉竹枝词校注》，第17页。⑥范错著，江浦等校释：《汉口丛谈校释》，第92页。・158

11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会头之新京苏洋广杂货铺；“米都居米厂台，砌成净无埃”，米聚集于米厂码头;“夹街零剪铺相连,窃货衣工夜卖钱”,夹街一铺；“花布街连广，教门生意独殷饶”，可布街广一为和食品;（中段最繁冲,列金工与木工。锯屑霜飞撕板料,筒”，“下,民居齐。惟由体仁巷至一段货、袋，日夜”，“下堤不与同，道路蹊跷”，①说明此时由义坊体仁巷至」一带集中分布手工业,下段还未起来。同治至宣统年间，会公所进一步，涉及及分布范围扩大,参见图11'所涉行业可大致分为长途贸易类、手工和消费服。同组织、本组织、月？组个趋势,59个会馆公所中明确为同业或兼有同业同籍性质的有48个。新建的湖南会馆公所多靠近码头，临近早先的会馆公所o②新建的两个江浙公所外，江西的南城公所在大夹北,安徽的公所在壬街，大体上依然有按籍贯聚集的倾向，但较早期这一特征已不太明显°根这些会馆公所位置推测，这一时期的服布较为均匀;长贸易类中，大，皮业、货大洪、一，盐位于头一带,航运路杨家，杂粮这一带，药应多在大夹街一带;此时手工f所，居仁由义的内外,与商业中心区有一定。B图11咸丰至宣统时段会馆公所分布五、影响内部商业空间的其他相关因素除前文提到的地形与地价因素,汉口内部商业空间与整体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人群分布等密切相关,结合史料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既能补充和印证上述认识，更能进一步观察诸要素间的互动关系，从而理解商业空间形成演变的内在机制。（一）城市空间汉整体脉络是清晰的，在东西向上呈带状沿江河发展，同时,以袁公堤、汉口堡、铁路、张公堤的修筑为契机，不断向西、北侧内陆扩展。汉口街巷大体由平行于江河的街与垂直于江河的巷组成,垂于江河的集。江河沿线码头密布，码头通过对应的巷道与城市腹地紧密相连。大，汉口自水岸向内陆,依次分布码头、商业（居住）、手工业、休闲娱乐等功能区域,会馆公所多分布工业区域一带（内外），临近商业与。宏观，会馆公所分布及其所反映的商业空间分布演变与一致的,即沿江河带状分布,由汇处偏汉水①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23、29、33—36页②如平江商业公会近长郡会馆、萍醴公所和辰州会馆近宝庆会馆。-159-

12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一侧向两侧发展。会馆公所所处的位置整体较相应的商业空间偏北。因码头、店铺、会馆公所三者多沿垂直的巷道分布，由巷道相连,所以会馆公所分布也是先为与巷道相连的若干点，再形成若干垂直于江河的线，在商业进一步发展后在各巷道的末端（堤街一线）连绵成片。①从另一方面看,会馆公所的建立同样对城市空间的拓展产生影响。会馆公所建立之初多位于相对偏远的区域，但相关商业和人群逐渐在会馆附近汇聚，就产生了新的城市生长点,并最终和市区连成一体。②例如,咸宁会馆于道光年在堤外购地建屋，最初“会馆门外有隙地焉，一望平原寂无人迹”，后“渐渐美轮美奂，望衡对宇，直接堤街，工艺中人咸卜居于此焉”。③汉口水火灾害频繁，经历过明末清初、咸丰初年、辛亥革命3次大规模的战火，城市受损严重。咸丰年间，太平军先后4次攻占汉口，所谓“咸丰乙卯粤逆一炬荡为平地”。为加强防御，同治三年筑汉口堡，“东南滨江恃水为固，堡环西北如偃月形”，④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御了水患，原来堡内多处低洼之地逐渐被填平，堤街内外会馆公所分布明显增多，由原来的分段分布逐渐连绵成片。几次战火虽使汉口严重受创，但整体而言汉口恢复迅速，其基本城市格局、街巷体系变化并不太大。⑤在咸丰朝之前建立的42家会馆中，有12家明确记载毁于咸丰兵灾，并均于原址重建。⑥其他重建记录亦不少，也多为原址，说明了汉口内部商业空间的延续性。开埠对汉口城市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图3显示，咸丰十一年（1861）开埠后，尤其是光绪二十二年五国租界建立后，在沿江方向形成了一片与传统华界市区规模相当的租界街区，街巷和城市肌理与华界截然不同，呈明显的“拼贴”状态。从商业角度看，商业中心开始逐渐向租界一侧转移。汉口商业进入一个新的快速发展阶段，在同治年间形成一个会馆公所建立的高峰，这与开埠时间基本一致。1861年至1895年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相对较慢，⑦反映在会馆公所上，其数量虽然增长较快，但分布依旧按原有逻辑，在城区西侧为主，租界一侧直到19世纪末才对同业公会类商人组织产生较强的吸引力。（二）商业发展汉口商业的发展体现在商业结构变化、商业中心转移等方面。前文提到，道光年前后商业贸易类行业点整体偏西，手工业行业点整体偏东，行业各有侧重，但并非严格区分，同治年间街巷名称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点。19世纪末20世纪初，汉口对外贸易迅速发展，商品种类增多，行业结构发生变化，经长江联通上海的商路成为汉口最重要的商路。⑧随着长江水道的地位不断上升，商业中心的转移，同光年后，八大行中的茶、油、皮、棉花业等均更多分布在下路。⑨这些变化在会馆公所分布中也有所体现，如同治年以后会馆公所数量明显增多，类型更加丰富，茶叶、皮业、油业等相关会馆公所兴起，银钱金融业进一步发展。相比其他地区而言，原籍江浙一带的会馆公所也更多。⑩“汉口市场发展，初以襄河沿岸为始，以上自斫口，下至黄陂街一带最为繁盛……咸、同之间，市①如图1至图3所示，会馆公所分布大致经历了点状（早期）、垂直于江河的线状（中期）、平行于江河的带状（晚期）三个阶段。②刘［:《汉口会馆对汉口城市空间形态的影响》，《建筑学报》2012年第7期。③《江城玉笛》，《申报》1897年3月30日，第3版。④光绪《汉阳县识》，《中国地方志集成•湖北府县志辑》，江苏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385页。⑤原因可能是木结构房屋修建迅速，加上汉口当时已经有相对完整的土地产权制度。根本原因应该是战争并未对汉口的经济区位产生根本影响。⑥分别为江南京南公所、新安书院、岭南会馆、江苏会馆、江浙会馆、豆芽公所、金庭会馆、齐安公所、钟台书院、京江会馆、仁寿宫、帝王宫。⑦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⑧王永年：《晚清汉口对外贸易的发展与传统商业的演变》，《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⑨"同光年间，八大行演变为盐、茶、药材、广福杂货、油行、粮食行、棉花、牛皮行。"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4页。⑩较为明确原籍是江浙一带的会馆公所，有江浙公所（三元殿）、江苏会馆（千佛庵）、金庭公店、天印公所（上元会馆）、浙宁公所（宁波会馆）、京江会馆、元宁公会、镇江公所、绍兴会馆（阳明书院）、苏湖公所、四明公所等11处，数量为外省中最多；同治年后新建2处（四明公所、苏湖公所），亦为外省中最多。-160-

13从会馆公所分布看清代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场中心尚在黄陂街、四官殿上下，清季逐渐下移，初则在堤口以下，继则在租界以上”，①一般认为开埠后市场中心即向江岸一侧移动，也有研究认为这一过程早于开埠，②“至通商口岸既开迤东滨江一带始趋繁盛，然至今斫口沈家庙、集家嘴各码头犹占市场贸易之最多额也。”③这说明到了1920年前后，汉口华界集家嘴一带依然是商业中心区之一。总体来看，汉口商业中心在清代是逐渐东移的，但新建会馆公所的分布趋势却是向西。直到清末民国，“同业公会”类商人组织纷纷建立，66家空间位置明确的公会主要集中于循礼坊和大智坊商业中心区，④并有向租界一侧和新建陆路交通线聚集的趋势。⑤商业中心的转移是租界的辐射吸引、对外贸易的发展等多重因素促成，其中长江轮运的兴起是最直接的推动力。同治元年美国旗昌轮船公司开通至上海的航线后，汉口近代轮运迅速发展，“上江航路千余里，下江航路二千余里，皆以汉口为起点……是为扬子江航路竞争之中心点”。⑥轮运能拓展市场的贸易能量、加快商品流通速度、提高商品的长距离运销能力，⑦而近代轮船可以直接停泊于沿江，同治年间沿河码头16处，沿江6处，“这是木船时代商贾们只能活动在汉水岸边，难以在长江边上运营的表现。”⑧而到了1933年，沿河码头发展至43处，而沿江则达100处，⑨城市商业中心的迁移已十分明显。直到铁路和若干重要陆路交通线的建成，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分布的影响要素不再局限于地形地价和是否临近码头。武昌和汉阳的商业空间在同期也有向沿江发展的趋势。（三）人群分布商业空间与人群分布的关系可以从居民规模、籍贯、行业阶层等方面进行分析。据较为保守的估计,乾隆三十七年汉口居民93381人;嘉庆十八年（1813）达129183人;咸丰三年降至约10万人；自光绪十四年到1920年，从18万增至70万。⑩人口聚集使汉口本身成为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日常消费类会馆公所也一直在发展，咸丰年之后快速的人口增长也导致了这一时段消费服务行业会馆公所的显著增多。⑪罗威廉注意到，“正街及另一些重要的批发贸易区是那些来自遥远家乡的晋商、徽商和粤商的聚居区，而河街和堤街等城市外围地区则大部分由湖南和湖北人占据着。”⑫从会馆公所的分布不难发现,两湖商户分布整体较为分散，堤街内外较多，两湖内部部分地域单元的商户则相对集中，⑬其他外省会馆公所集中在由义坊和循礼坊，大夹街以北，堤街以南最为密集。根据前文所述会馆公所靠近繁华高地分布的逻辑，可以推测这些外省商户确实较多分布于正街、河街的繁华地段。从前文分析①扬铎、宋瑞贤:《武汉沿革略识》，湖北省武汉市政O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8:《武汉文史资料》第1辑，1980年印行，第270页。②参见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89—90页；刘［《晚清汉口城市发展与空间形态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97—198页。③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8:《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236页。④见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武汉图书馆8《民国〈夏口县志〉校注》，第118—138页；汉口商业一览8辑处8《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⑤如浙江新金业公会、华商总会、银行公会、调剂公会等分布于租界外围。清末拆除汉口堡修后城马路后，马路沿线迅速成为闹市，吸引了一批"公会”类商人组织，如驾轻公会、申帮棉业公会、汉口报关公会、汉口保险经理公会、浙江金业公会、电业新公会、豆油饼公会等。参见汉口商业一览8辑处8《汉口商业一览》，第262—271页。⑥张继煦：《叙论》，《湖北学生界》1903年第1期。⑦任放：《近代两湖地区的交通格局》，《史学月刊》2014年第2期。⑧皮明麻、李策：《汉口开埠设关与武汉城市格局的形成》，《近代史研究》1991年第4期。⑨按建立时间先后，沿河分别为天宝巷（乾隆元年,1736），杨家河、尚义巷、老水巷（乾隆二年），小斫口、永宁巷、大斫口、武圣庙、大王庙、老宫庙（乾隆三年），沈家庙、龙王庙、宗山庙（乾隆四年），鲍家巷、新码头（道光八年），流通巷（道光十二年）;沿江分别为招商局、熊家巷、花楼、洪益巷（咸丰九年），宝顺码头（同治二年），顺丰茶砖码头（同治十年）。参见周荣亚《武汉指南》第28,第32—36页。⑩汤黎：《人口、空间与汉口的城市发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57—60页。⑪表1显示咸丰年后日常服务类会馆公所明显增加，咸丰至宣统年建立的59个会馆公所中餐饮、鱼肉禽蛋等直接消费相关会馆公所达8个。⑫罗威廉：《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第95页。⑬如黄陂相关会馆均位于黄陂街西北一线，暗示黄陂商户确实多集中于黄陂街。黄陂街"在明嘉靖9前便有之，居肆商民，大率黄孝人也"（参见王葆心《续汉口丛谈》，第147页），宝庆会馆周边则形成了范围较大的宝庆社区。-161-

14中国经济史研究2019年第3期也能看到，先后建立的外省会馆也相对聚集，而这种同籍聚集的趋势有逐渐减弱的迹象。汉口行业分布总体来看是混杂的，中小商户也多是商住一体，加上清末以前社会分化并不严重，所以在居住上也是混杂的。但深入分析能发现，至少在道光年前后，汉口上下路在居住模式、环境方面还是存在不小差异。总体来看，上路有不少巷道与宅院，下路多街屋，更加稠密和喧闹;堤街沿线，下堤跟上堤相比道路蹊跷店面穷,环境更加恶劣。①前文提到以行业（其中不少为手工业）命名的街巷多在下路，而上路街道则较多以吉祥语、文雅语命名。②居住模式与环境、街巷名称等等因素放在一起，似乎暗示了上下路之间人群阶层的差异,而这种差异应该又与上下路一个侧重贸易、一个侧重手工业密切相关。六、结语汉口是传统商业城市的典型代表，其引人注目的商业成绩不应仅仅体现在商品名目与贸易数字，也要落实在具体的码头、街巷等城市空间中。在直接材料缺乏的情况下，商人会馆公所无疑是揭示汉口内部商业空间的有效途径。将系统梳理过的汉口会馆公所空间信息录入历史街巷体系中，能够较为准确完整地还原历史原貌，清晰可量化的空间分析能够提升对离散信息的分析利用率。汉口会馆公所数量众多，虽然其分布完全是未经规划的“自然生长”，但背后依然有权衡区位与成本的逻辑。在宏观上，会馆公所考虑地形、地价和便利程度，形成了主要在正街靠北的区域由点及线再连成片的分布特点以及不断向西、向北侧成本更低区域的发展趋势，而会馆公所对应的商业则多分布在其临近的高地和其偏南、偏东的正街、河街一带。基于这样的认识，结合各个时段会馆公所的分布，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格局及其演变情况就较为清晰了。再结合城市空间、商业发展以及人群分布等多方面因素进行初步分析,可以大致厘出影响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发展演变的3条线索。首先，地形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地价是影响汉口内部商业空间分布的基础因素;其次，码头、行业、人群、会馆等因素相互关联，不断塑造和巩固着汉口内部商业空间;最后，开埠、筑堡、修路等重要事件带来新要素的涌入、城市空间的拓展和商业的发展，又在不断消解原有商业空间，塑造新的商业空间。这3条线索交融并存、共同作用。实际上，商业空间既承载商业活动，也会反作用于商业发展,这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DetectingtheInternalCommercialSpaceinHankowfromtheDistributionofGuildhallsinQingDynastyPengJiaoAbstract:AlargenumberofguildhallsappearedinQingDynastywhichhadanimportantinfluenceonHankowcity'acenomysocietycultureandcityformwerealsotheimportantcluattarevealtheinterna?commercialspace.WiththehelpofGISsoftwarethispapersystematicallyanalyzedthespatiatinformationofHankow'GuidHalls.ThedistributioncharacteristicsandchangingtrendoftheguildhallswereinvestigatedthelogicoflayzutwasanalyzedbasedonthedaltofHankowtopooraphyandlandpricc.FinallywiththescatteredliteraturethepaperoutlinedtheccmmerciatspaccofHankow.Basedontheoactoettuchatuebantpace，commeeciaydeveyopmentandpopuyation，theinteenaymechanitmootheooemationandtheevoyutionootheinteenaycommeeciaytpaceweeepeeyiminaeiyyditcuted/KeyWords:GuildHalO，Hankow，CommercialSpacc，QingDynasty，GIS（责任编辑：丰若非）①女广上街宅宇住胡同，堂匾门灯气象雄。乞食人稀行路绝，头门人守后门封”（下街宅宇总临街，车轿喧阖室有埃”（下路人烟稠密，巷道繁多，四面皆屋，容易迷途”（下堤不与上堤同，道路蹊跷店面穷”。叶调元著，徐明庭、马昌松校注：《汉口竹枝词校注》，第7、8、36页。②如崇仁巷、体仁巷、尚义巷、缙绅巷、永宁巷等。・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