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哲学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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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古典哲学基本问题(一)天人关系问题是中国古典哲学的基本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天命（道）与人事的关系问题；一是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与之相应，中国古典哲学可以被分为“人事论”和“人心论”两大部分:先秦两汉哲学以“人事论”为主，着重从客观方面探讨天道（命）与人事的关系问题；宋元明清哲学以“人心论”为主，着重从主观方面探讨理性与情欲的关系问题；魏晋隋唐哲学则显示出“人事论”与“人心论”并重的特点。以人事论和人心论为基本内容的天人关系论，本质上是探讨人的物质活动（“事”）和精神活动（“心”）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活哲学。(二)所谓人事论，就是把人的生活本质地理解为人

2、的物质活动的日常生活哲学。日常生活哲学所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作为抑或有多大作为？先秦两汉的哲学家以及魏晋隋唐时属于儒家或道家系统的大部分哲学家，都是着力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并因其持有对它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有为派与无为派。先秦时期是有为派占上风；两汉时期是无为派占上风；魏晋时期是有为派与无为派以及中间派相互并存；隋唐时期，在一定意义上是有为派占上风，但假使把盛行于当时的佛教哲学也纳入人事论范畴的话，则佛教哲学家皆可被视为无为派，如此，隋唐时期便不见得是有为派占上风了，倒应该说是无为派略占其上风，至少也是有为派与无为派约略

3、旗鼓相当之格局。(三)所谓人心论，就是把人的生活本质地理解为人的精神活动的心灵生活哲学。心灵生活哲学所关注和探讨的核心问题是：人作为人而活着，他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宋元明清的哲学家们都是着力于探讨这个问题的，并因其持有对它的不同看法而形成了两个基本派别——超越派与世俗派。主张“存理灭欲”的宋明理学家属于超越派，主张“理在欲中”的明清之际启蒙思想家则属于世俗派。宋明时期是超越派占上风，继明清之际世俗派之兴起，是清代考据学的兴盛，随着其“自我认同趋明确、具体，人们不再把道德修养视为求知问学的首要途径，而是看作理性质疑的对象。崇尚道德修养之风式微了”[①]，于是，

4、世俗派也就为随俗派所取代了。随俗派不再具有中国古典哲学意义，如果它也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哲学派别的话，那末，其哲学已不属于生活哲学范畴，而是一种“以知性精神为中心”[②]的或可称之为“知性哲学”的东西了。(四)中国古典哲学作为一种生活哲学，其关注和探讨的问题至今也仍有其一定的现实意义。放眼世界，人类社会已进入全球化时代，和平与发展是这个时代的主题。其中发展问题尤为世人瞩目，这个问题的实质是人类社会永续发展问题，其问题的现实语境在于：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已然十分紧张，一方面是有限的自然资源日趋于枯竭，另一方面是这个已然人满为患的星球其人口数

5、量及人们对物质财富的欲求却仍在日益膨胀。正是全球范围内这两种相互冲突的发展趋势，使人类社会能否永续发展成为全球化时代人类社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重大现实问题。而这个问题恰恰就涉及到为中国古典哲学“人事论”所关注和探讨过的那个问题——人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作为抑或有多大作为？显然，造成当今世界人与自然的关系十分紧张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近代以来一直都在支配着生活在这个现实世界上的人们的这样一种观念，即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是有无穷的作为余地的，只要尽其所能地作为，人是完全可以也必能支配这个世界，实现对这个世界的绝对统治的。现在看来，这种生活观念显然是暴露出人类过于自信

6、，以至于自我迷信到自视若万能之上帝的程度了。改变这种生活观念已是势在必行。但是，面对现实，为了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人们究竟应当确立怎样的一种生活观念呢？对此，人们可以从中国古典哲学“人事论”中受到某种启发，中国先哲们的思考未尝不可以为思考现实发展问题的今世之人所接续。另一方面，从当今中国社会的现实来看，随着市场经济在中华大地日益蓬勃的发展，在可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需求的物质产品日新月异地涌现而日益丰富地充斥于市场的同时，人的精神世界也日益被这些“可欲之物”的力量所左右而不能自制，任其发展下去，其精神世界势必要被这种物质力量所彻底征服而丧失其独立性，从而人将不复为有

7、自主精神的人，而终将成为完全被外物所支配和役使的“物化之人”；而一旦“物化之人”充满天下，原本就存在人口多而土地（自然资源）少之现实矛盾的中国，势必会因其矛盾的加剧而趋向激化，最终导致已失去其精神家园的“物化之人”更进一步失去其物质家园而无法存活。要避免这种民族性悲剧的发生，就不能不思考曾经为中国古典哲学“人心论”所关注和探讨过的那个问题——人作为人而活着，他究竟应该具有怎样的精神境界？对此，先哲们的思考对于我们是会有所启迪的，他们的智慧值得我们认真地加以吸取。(五)反观我们自己的现实生活，我们更能达到对中国古典哲学同情的理解，领悟到其人事论与人心论之内在的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