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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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中国哲学的基本问题发现大多数编写者并没有捕捉到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往往采用外来的方法、外来的尺度、外来的语汇、外来的问题来表述中国哲学。他们没有做到从中国哲学自身来看中国哲学没有树立起学术上的自信心。在前些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中，许多研宄者对这种情况提出批评，呼吁从中国哲学自身出发研宄中国哲学、学习中国哲学。这种意见是对的。我们必须找到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进行深入的研宄才能写出一部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来，而不是写成“某种哲学在中国的历史”中国哲学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始建者气象(如亚里士多德、康德、黑格尔、格林、

2、鲍桑凯等)，有道家风味(如伊壁鸠鲁、斯宾诺莎、布拉德雷、桑提耶纳)，有墨家精神(如孔德、马克思、边沁、穆勒等)研宄者从哲学的共性出发常常借用西方哲学的研宄模式来看中国哲学。例如，冯友兰认为研宄中国哲学就是在中国的思想中找出有哲学意义的资料，用现代的哲学术语表述出来。在学科初建阶段注重中西哲学的共性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必要的。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帮助研宄者弄清中国哲学的基本内容，大致理出中国哲学的头绪来。问题在于不能总是停留在这个阶段而应当把研宄视角逐步从对哲学共性的关注，移向对中国哲学特色的关注上。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转移迟迟没有实现中国哲学

3、史的研宄者，似乎还没有结合中国哲学的内容找到研宄方法，常常用西方哲学的眼光，从外面看中国哲学而不是从中国哲学自身看中国哲学。他们习惯于按照西方哲学的概念、范畴、问题和思路来整理、论述、表述中国哲学以为把中国历史上的学术思想中跟西方哲学类似的东西整理出来，就可以写成中国哲学史采用这种方法叙述出来的中国哲学史难免不出现所谓“解释学的偏差”，编写者不能不受到他的学术背景、他的成见的限制。20世纪50年代以前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编写者信奉什么哲学他编写的中国哲学史就是什么味jL例如实用主义者胡适所写的《中国哲学大纲》，就是在

4、他的博士论文《先秦名学史》的基础上写的其中贯穿了实用主义的观点。胡适是中国第一个用现代方法讲授、编写中国哲学史的学者，对于这一学科有开创之功可是他明显地受到实用主义的限制i离开了中国哲学史自身。蔡元培、金岳霖等先生读了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竟觉得好像是一部美国人写的中国哲学史。长期以来中国哲学史研宄仿佛处在残疾人状态必须拄着拐杖才能行走其中一根拐杖是西方哲学史的研宄模式另一个拐杖就是苏联哲学史的研宄模式后者对我们的影响，恐怕比前者更大。苏联哲学界哲学史研宄模式就是突出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形而上学与辩证法之间的“两军对战”，把哲学史

5、研宄的内容机械地分割为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等四大块。苏联这种“两军对战”的研宄模式是典型的政治干预学术的产物。苏联科学院院士亚历山大诺夫写了一篇文章认为哲学史应当是认识发展的历史，不能够简单地归结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斗争的历史。现在看来亚历山大诺夫的意见是对的可是当时竟被当成反动言论、修正主义言论来批判。苏联政治局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日丹诺夫居然以苏共中央的名义发表意见强调哲学史就是“两军对战”的斗争史。于是，苏联的哲学工只能采用这种模式编写哲学史。当时中国的哲学史研宄者唯苏联人马首是瞻遂把“两军对战”的研宄模式搬到中国来

6、于是中国哲学史研宄便成了一个给哲学家戴帽子、划成分的学科在划分谁是唯心论、谁是唯物论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可是中国哲学本来就没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划分起来很费劲。对于中国哲学家，常常有这种情况：他的上句话可能是唯物的，下句话却是唯心的，很难给他戴上合适的帽子，这使学者们伤透了脑筋。例如，有人觉得老子是唯心论者，有人觉得老子是唯物论者双方争论不休使人莫衷一是。其实这原本就是一个假问题是从外面看中国哲学所造成的歧见。直到1979年中共i-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大家才开始思考如何回到中国哲学史自身的问题要求摆脱“两军对战”的研宄模式。1979年

7、太原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暨第一届年会，发出使中国哲学史研宄科学化的倡议。1981年，杭州的第二届中国哲学史学会年会继续探讨改变中国哲学史研宄现状的办法。从1949年以来“两军对战”的研宄模式，像魔咒一样套在中国哲学史研宄者的头上，使我们不敢思、不敢想、不敢去摸索和探讨中国哲学自身的基本问题在新时期思想解放潮流的推动下，中国哲学史研宄者终于打破了这个魔咒，树立起学术自信心，回到中国哲学史自身的正确方向上来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颇有感触地说“路是要自己走的;道理是要自己认识的。学术上的结论是要靠自己的研宄得来的。一个学术工所写的应

8、该就是他所想的。不是从什么地方抄来的不是依傍什么样本摹画来的。这句话道出广大中国哲学史研宄者的心声。二、哲学基本问题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两军对战”的魔咒之所以能长期束缚中国哲学史研宄者的头脑，重要原因之一在于，它是打着恩格斯的旗号推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