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伟铭案定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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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学1101-41182012-李林峰孙伟铭案定性分析案情大概：从2008年5月起，被告人孙伟铭在未取得合法驾驶资格的情况下，长期无证驾驶，并有多次交通违法记录。2008年12月14日，孙某在中午大量饮酒后，仍驾车在成都市区内穿行往来。当日17时许，孙某在一路口从后面冲撞与其同向行驶的一辆轿车尾部后，继续驾车逃逸。在往龙泉驿方向行驶的过程中，孙某严重超速并越过道路中心黄色双实线，先后撞上反向正常行驶的4辆轿车。此次事故共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公私财产损失共5万余元的严重后果。经过公安交通部门鉴定，孙某驾驶的别克车在碰撞前

2、瞬间的行驶速度为134-138km/h，大大超过行驶路段60km/h的限速；孙某血液中的乙醇浓度为135.8mg/100ml，属于醉酒驾驶。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09年7月23日对这起特大交通事故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孙某因无证，醉酒驾驶造成4人死亡，1人重伤，其行为已经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且情节特别恶劣，后果特别严重，依法判处死刑，并剥夺政治权利终生。后孙某表示不服上诉，四川省高院做出第二审判决，判处孙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罪名成立，但其有真诚悔过表现，终审判决无期徒刑。虽然该案数次判决均判处孙伟铭构成以危

3、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然而被告辩护律师提出的交通肇事罪以及学者之间激烈的争议说明孙伟铭案的定性并没有获得大家的一致同意。那么究竟是孙伟铭在主客观上符合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构成要件，还是审判机关是为了加重惩罚肇事者才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为其定罪量刑？下面我将通过对这两种罪名加以分析比较后再来定性该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以放火、决水、爆炸以及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并与之相当的危险方法，足以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如果行为人用

4、危险方法侵害了特定的对象，对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重大公私财产的安全并无危害即不危害公共安全，就不构成该罪。该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以驾车撞人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这种犯罪，行为人在主观上往往是出于故意。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必须是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该罪在主观方面表现为犯罪的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即行为人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会危害公共安全，即危害不特定的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公私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在司法实践中，这种案件

5、除少数对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持希望态度属于直接故意构成外，其他多数持放任态度属于间接故意。交通肇事罪，是指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法规，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该罪的客观方面表现为必须有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在交通运输中实施了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的行为，必须发生重大事故，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严重后果，严重后果必须由违章行为引起，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本罪侵犯的客体是交通运输安全。法学1101-41182012-李林峰交通运输，是指与一定的

6、交通工具与交通设备相联系的铁路、公路、水上及空中交通运输，这类交通运输的特点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紧相连，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危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安全。造成公私财产的广泛破坏，所以，其行为本质上是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该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即凡年满16周岁、具有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均可构成。主观要件本罪主观方面表现为过失，包括疏忽大意的过失和过于自信的过失。这种过失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的心理态度而言。行为人在违反规章制度上可能是明知故犯，如酒后驾车、强行超车、超速行驶等，但对自己的违章行为可能

7、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应当预见而因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虽已预见，但轻信能够避免，以致造成了严重后果。交通肇事罪是属于现行刑法中，“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里的特殊罪，属于过失犯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限：（一）客观方面都表现为使用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但后者必须发生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严重损失的后果才构成犯罪；前者只要实施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即使尚未造成严重后果也构成犯罪。（二）主观方面前者是犯罪的故意，后者由过失构成。两者行为人对其行为可能造成的

8、危害公共安全的严重后果均已预见，并且都不希望结果发生。但前者虽不希望却未采取避免结果发生的任何措施，而是放任其发生，危害结果发生与否均不违背行为人的意愿。后者行为人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已经预见而轻信能够避免，以致发生这种结果的。在该案中，孙伟铭醉驾造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