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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家治理:国家管理哲学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 摘要:“治理”这一概念同时具有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两方面的含义:它既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又强调结果的有效性。法家是以实用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的国家管理学说。法家的目的是“富国强兵”,其基础是“利益人”的现实主义人性认识和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关键词:法家;新法家;新新法家;政治哲学;管理哲学中图分类号:C93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4-0193-02一、国家治理的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1989年世界银行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一词,此后“治理”便被广泛应用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之中。自此之后,有关治理的概念与治理的研
2、究日益增加,关于治理的定义多达数十种。斯托克[1]对这数十种定义进行了梳理,提出了有关治理的五种观点。事实上,治理的定义还远不止五种观点。五种观点的出发点都是一种政治哲学,即现实生活中权力的分配与权力的依赖关系。8然而治理的定义还包括一种管理哲学的思想。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罗西瑙[2~3]在其代表作《没有政府统治的治理》和《21世纪的治理》等文章中将治理定义为一系列活动中的管理机制,它们虽未得到正式授权,却能有效发挥作用。其中,明确指出,“治理”的目的是要“发挥作用”。库依曼和弗利埃特[4]也强调了“作用”的重要性:“治理,它之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相互发生影响的行
3、为者的互动。”由此可以看出“治理”定义的两种不同的视角,即政治哲学视角和管理哲学视角。按照学界的通论,政治哲学的核心概念是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是公民国家社会治理的正当合法性依据或基本政治原则。而管理的标准定义是:通过与其他人的共同努力,既有效率又有效果地把工作做好的过程[5]。管理哲学的着眼点在于效果和效率,因此,管理哲学与政治哲学从根本上是不同的。虽然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存在根本性区别,但是“治理”这一概念却同时具有政治哲学与管理哲学两方面的含义:既强调权力的合法性,又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在以往的治理定义中,大多只强调了权力的合法性而忽视了结果的有效性。二、法家:作为一种国家管理哲学8
4、先秦诸子中,法家一开始就是以一种国家管理哲学的面目出现的。晚周之封建天下,本为不完全之统一,而儒墨道法四家中,墨道法三家皆以“天下”为其主旨,只有法家学说服务于诸侯列国,以诸侯列国“富国强兵”为其宗旨,因此在其学术基础上迥然区分于其他三家。萧公权[6]指出,由封建天下转为专制天下之过渡时期,政治思想之可能态度,不外三种:(1)对将逝之旧制度表示留恋,而图有以维持或恢复之;(2)承认现状,或有意无意中迎合未来之新趋势而为之张目;(3)对于一切新旧之制度均感厌恶,而偏重于个人之自足与自适。就大体而言之,儒墨二家同属第一类,法家诸子属第二类,道家及老庄属于第三类。战国时期的最大特点为君权扩
5、张,七国之君以地广势强,多僭称王号,其尤能振作发奋者则国愈盛而君愈威。法家旗帜鲜明地以“富国强兵”为其唯一目的而成为当时的显学。在先秦儒墨道法四家中,儒墨道强调权力的合法性,是典型的政治哲学,而法家则强调结果的有效性,属于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在群雄并起的战国时代,作为国家管理哲学代表的法家学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当时的政治经济状况下,儒墨道根本无法与法家相提并论。三、法家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法家学说是典型的国家管理哲学,但并不意味着法家没有政治哲学的内容。相反,为支撑起其国家治理的基本理论,法家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实用主义政治哲学。8西方的先验主义政治哲学以人的自由、人的自主性为其出发点,
6、或者以抽象的“人类理性”为其基础,构建了一套权利与权力相互制约的国家治理规范。在中国的古代思想中,儒家是以抽象的“仁”的概念,道家以抽象的“道”,墨家以先验的“兼爱”为原则。基于上述理念,儒家勉强形成了礼乐道统的国家治理原则,然而这一套原则是否有效,则不是儒家所着重考虑的内容。举例而言,在西方先验主义政治哲学看来,当政府剥夺民众的应得权利时,民众可以推翻政府,而相似的内容在儒家则不了了之。与儒家相比,道家与墨家则根本无法拿出一个基本可行的国家治理框架。反观法家学说,在其现实主义政治哲学的基础上构建了一套完备的国家治理框架。法家政治哲学的出发点是其现实主义的人性认识,法家反对抽象的所谓
7、“仁”以及无谓的“善恶之辨”。韩非子说:“人莫不欲富贵全寿,而未有能免于贫贱死夭之祸也,心欲富贵全寿,而今贫贱死夭,是不能至于其所欲至也。”(《韩非子·解老》)“富贵全寿”是所有人都想要得到而害怕失去的,而现实生活中又经常失去,这是人们生存与发展的基本矛盾。在物质资料比较缺乏的年代,如果没有恰当的管理措施满足大多人的基本需要,社会的基本矛盾就得不到妥善的解决。8在春秋战国时代,诸侯列国纷争,生产力发展有限的情况下,法家的这种人性认识显然是非常合理的。从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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