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国际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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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与出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张志洲人民网2009年08月18日　　精彩观点：　　　　●话语权毕竟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枪，所以国际话语权总是沾染着文化、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这些主观性因素甚至有可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成为主导性因素。　　●中国在国际话语权的权力份额和权力运用上也存在着多种困局。其一，综合实力的崛起，并没有使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得到相应程度的提升。其二，在未来较长时期内，西方的国际话语权强势地位和中国的弱势地位难以根本改变。

2、其三，“与世界接轨”带来的话语权困局。　　●要从话语权内容和质量的构建这一因素来探讨中国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出路所在。首先，中国的国际身份要用自己的话语主动定位，而不是被他国的话语定位。其次，发展基础性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构建中国自己的有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概念和话语。最后，重建中国自身文化基础之上的核心价值观。　　一、强势的西方：国际话语权的极不平衡　　在现实社会中，权力的表现方式无疑是多种多样的，但“话语权”作为一种关于权力的概念，却是近些年才被我们普遍认识到的。它成了进入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新词，一个流

3、行词，甚至被滥用。一些文章望文生义，认为话语权就是指说话的权利，甚或认为“话语权”的英文对应说法是“haveavoice”和“haveasay”，显然是不准确的。话语权的本质不是“权利”（right），而是“权力”（power）。换言之，话语权不是指是否有说话的权利，而是指通过语言来运用和体现权力。从话语中发现权力本质，或将话语作为权力来理解，从知识源头上说无疑是受了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话语即权力”著名命题的影响。　　有“话语权”，便会有“国际话语权”。“话语权”不会遇到“国际”而止步，相反，各种

4、力量和矛盾相互交织、各种利益错综复杂的国际社会，为话语权的运用和争夺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国际话语权虽然体现在政治、外交、经济、文化、传媒等各个领域，但它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一种国际政治权力关系，它的主体则是各种国际行为体，尤其是民族主权国家。如果从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的视角来看，既然是作为国际政治权力关系的一种反映，国际话语权的背后必然是国际行为体间的利益关系，国际话语权之争归根到底就是国家利益的博弈。不过，话语权毕竟是通过反映主观意识的话语来表达和运用权力，而不是通过冰冷的刀枪，所以国际话语权总是沾染着文化、

5、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因素。这些主观性因素甚至有可能在国际话语权竞争中成为主导性因素。11　　在当今国际世界，国际话语权的“分配”状况是极不平衡的，大致上是以欧美为主体的西方占据着明显的主流和强势地位，美国甚至拥有话语霸权，而非西方世界处于弱势地位。这种状况总体上似乎反映了作为一种“软实力”的话语权与硬实力的权力分配状况的一致性，不过，如果把国际话语权划分为反映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的话语权与具体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这样两种类型，那么情况就会更加复杂一些。包括自由、民主、平等、人权、市场经济等概念在内的西方

6、话语，无疑是当今世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领域的主导性话语，但是具体国际问题上的话语权却会因具体情况而异。就中国来说，一方面关于国际话语权的意识在近年来不断高涨，另一方面又在国际话语权的现实处境和权力运用上存在着多重困局。如何摆脱这些困局并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权，是中国走向世界过程中的一大重要课题。二、中国国际话语权的困局　　冷战时期，以“美国之音”和英国的BBC广播为代表的西方舆论工具以争夺国际话语的主导权为重要目标，但当时在人们的心目中这往往被称为辅助性的“宣传战”。“国际话语权”新概念在冷战后的国际社会

7、被普遍认知和广泛运用，其实反映了人们权力结构意识的深刻变化。从更深层上说，这是冷战终结的效应之一。因为随着冷战的终结以及“冷战后”状态的长期持续，加上由冷战终结所推动的全球化浪潮的到来，原来在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的军事权力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了，而经济、科技、文化等因素的权力重要性上升了，全球化、知识经济、信息革命、“历史的终结”、“文明的冲突”、非传统安全以及“软权力”等等冷战后时代的事实、概念和认知，一起塑造着国际社会权力关系的新面貌。“国际话语权”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诞生的，中国也是在冷

8、战后时代这种权力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的。　　当然，中国认识到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性，还有一个基本的背景，就是改革开放数十年的发展成就在进入新世纪后产生了累积效应，显示为国家力量的强劲崛起，中国在国际上的利益面也随之日益扩大。但在一个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时代，“由权力界定利益”的国际关系现实主义命题失去了其当然的合正当性，尽管国际政治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但各国对权力和利益的诉求往往进行了更多的“话语包装”，国际话语权的竞争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