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刑规范化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几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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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量刑规范化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几个问题　　[摘要]量刑规范化是各国审判机关面对的世界性司法难题。在我国，由于长期受“重定罪、轻量刑”及“重刑主义”传统思想影响，量刑公正问题直至近年来才得到各级审判机关的关注。量刑不规范表现在同一时期相同或相似案件量刑差异较大，还表现在不同时期相同或相似案件量刑差异较大。这既有立法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和其他方面的原因。针对法定刑幅度过大、量刑情节的概括性导致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从而使量刑不规范的问题，量刑规范化的主旨是主张从立法上细化法定刑幅度和量刑情节的调节幅度。我国的量刑规范化改革势在必行，问题的关键在于找准改革途径。美国的《联邦量刑指南》、日本对量刑基准的立

2、法探索以及各国量刑程序的制度设置给我们的启示是：必须树立以责任为基础、以预防为目的的量刑指导思想，必须确定统一的法官量刑基准，量化量刑情节，统一制定量刑比例。[关键词]量刑规范化量刑基准量刑情节量刑比例[中图分类号]D91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2）12-0049-03研究的案例：被告人姜某，男，1956年12月20日出生于安徽省灵璧县，萧县人民检察院以萧检刑诉（2012）01号起诉书指控被告人姜某犯受贿罪，于2011年12月31日提起公诉。15被告人姜某在担任某县交通局局长、建设局局长期间，收受安徽某公司经理薄某4000元等其他个人总计非法收受钱款总计29

3、4.45万元，被告人姜某对上述人员在承包工程、工程建设、工程款结算、返还保证金以及对其亲属安排工作等方面给予照顾。被告人姜某退款294.45万元。被告人某不构成自首，其检举了某县质检站站长黄某受贿问题基本属实，符合立功的规定，属一般立功。被告人姜某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剥夺政治权利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二十万元。一、量刑规范化的含义所谓量刑规范化，应是使“量刑”合成于约定俗成或明文规定的量刑标准。在本质上，它“不是像巴士底狱大钟那样的单一具体的机械实物，而是一套能生产出标准产品并更易被人接受的非人格化程序和机制”。[1]量刑规范化所要达到的目的是通过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以实现量刑的

4、均衡，量刑均衡是实现量刑统一化和量刑个别化的辩证统一。[2]目前，我国在全国范围内存在着严重的量刑不均衡现象，学者白建军提取了1107个抢劫罪的样本，经过考察发现，四个法院（法官）的同案同判率不同。[3]理论上有学者干脆就把量刑规范化等同于“同罪同罚”，认为“量刑的规范化，即同罪同罚，相同的罪行相同的情节，它的量刑结果是相同的”。[4]15我国目前量刑不均衡存在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在我国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形成了审判人员重定罪而轻量刑的现象。在量刑过程中，法官只注重个案的合法化以及被告人的认罪态度，而忽视类似案件的量刑比较。二、量刑规范化之量刑基准（一）量刑基准之现状量刑基准，就是指排除各种

5、法定和酌定情节，对某种仅抽象为一般既遂状态的犯罪构成的基本事实所判处的刑罚。[5]量刑基准的概念最早来源于德国刑法理论。德国学者认为，在往往很宽的刑罚幅度中都存在着一个“切入点”，法官只有从该点出发才能有一个正确的平台进行加减刑量。（二）量刑基准存在的问题对于量刑基准目前理论界存在中线论、分格论、形势论等十种理论。[6]无论是上述哪种主张，都存在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通过量刑基准确定之后，应用量刑情节调节量刑基准最终得到的宣告刑有可能不在法定幅度以内，这事实上是违背罪刑法定原则的。（三）量刑基准确定之我见在现有的理论中，笔者赞同以逻辑推演法为主、实证分析法为辅的方法确定量刑基准。15以本案

6、为例，在现有的《意见》（《人民法院量刑指导意见（试行）的简称》）中，对15种罪名进行了特殊规定，笔者认为，对于受贿罪、贪污罪、挪用公款罪等这类犯罪结果与数额有关的犯罪，即数额犯，可以由各省根据本省的实际情况，结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相关司法解释，确定相对具体的数额，这个数额既可以是一个点也可以是一个数额范围。笔者所主张的对于数额犯量刑基准的确定采用逻辑推演法，而对于非数额犯的确定即采用实证分析法，这种谦抑中间格论正是对于非数额犯确定方式中笔者所推崇的。一个量刑基准在不考虑法定量刑情节和酌定量刑情节，仅仅根据被告人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以及犯罪人的犯罪手段是否残忍，社会负面影响是否重大等客观

7、存在的情节，法官根据其审判经验及其他各方面因素，即可以判定对被告人适用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刑。本案应当适用有期徒刑，则可在十年至十五年之间取中线以确定基准刑，再根据量刑情节最终决定宣告刑。笔者主张对于非数额犯量刑基准的确定应该由各省高院根据各省情况来确定各省的平均浮动系数。我国地大物博，历史悠久，并且全国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要做到全国范围内量刑均衡难度极大，但至少要做到各省范围内量刑均衡。逐步向全国扩展，结合各省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