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之特点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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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之特点研究　　摘要：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形成了河西两大译经集团，河西僧侣多人多次担任佛经主译，译经风格以直译为主要特征，所译佛经几乎囊括了佛教各部类基本经典。河西佛经翻译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关键词：晋唐时期；河西地区；佛经；特点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21-049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之特点研究　　摘要：晋唐时期，河西佛经翻译具有自身的特点：形成了河西两大译经集团，河西僧侣多人多次担任佛经主译

2、，译经风格以直译为主要特征，所译佛经几乎囊括了佛教各部类基本经典。河西佛经翻译在佛教中国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关键词：晋唐时期；河西地区；佛经；特点中图分类号：B9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6176（2013）01-0021-049公元前后的两汉之交，佛教自古印度经中亚东传至中国，河西地区在佛教传人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古印度、中亚僧侣来华弘法，中国僧人西行求法，大都要经过此地，由此带来该地区佛教的一度兴盛。教义的弘传，佛教的兴盛，都依赖于佛教经典的翻译。因此，译经便成为弘扬佛教的

3、头等大事。河西佛教兴盛的表现之一，在于佛经的翻译。自西晋末年“敦煌菩萨”竺法护在敦煌、凉州等地译出《正法华经》、《修行道地经》等佛经，至吐蕃占据河西时期敦煌高僧吴法成于敦煌等地译出《萨婆多宗五事论》、《诸星母陀罗尼经》等佛经，河西籍僧侣以及河西地区的佛经翻译活动一直没有中断。晋唐时期，以竺法护、昙无谶和竺佛念“三大译经高僧”为代表的河西译经僧侣，翻译了许多对后世有深远影响的佛经，形成了以竺法护为核心的中国早期佛经译场雏形，出现了前秦、北凉“两大译经王朝”。河西佛经翻译事业，为晋唐时期该地区的佛教发达和佛教在中国的深入传播创造了条件，在

4、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一、形成了河西两大译经集团，译经组织较为完备，译员分工明确。遵循由弱小到庞大的规模发展趋势。9河西译经活动中形成的两大译经集团，是西晋竺法护译经集团与北凉译经集团。这两大河西译经集团，是中国早期译经组织的雏形。虽然它们与后来国家译场制度有所区别，没有固定的译经场所以及明确的译经制度，但它译经之主体已经是确定了的。竺法护译经集团以竺法护一人为主译，助译有聂承远、聂道真、竺法乘、竺法首、帛法炬、康殊、孙伯虎、张仕明、支法宝、安文忠等30余人，其中既有河西僧人，又有西域僧人。北凉译经集团有9人为主译，除昙无谶

5、外，还有道龚、法众、僧伽陀、沮渠京声、浮陀跋摩、智猛，道泰、法盛等8人，助译有道养、道朗、慧嵩等上百人，也是中外僧人兼容。相对于竺法护译经集团，北凉译经集团有多人可担任主译。虽然昙无谶在北凉译经活动中表现突出，但他不足以成为北凉译经集团之核心人物，只能算一个重要人物而已。这两个译经集团的“主译”是比较确定的，“助译”可应时召集。译经之成员有“主译”、“助译”之分。“主译”为“执胡本者”或梵汉两语共通者。“助译”有传语、笔受、参校、润文等职分。译经之前，还得有“劝请”这个必要环节。因为译经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没有檀越（施主）的随

6、喜资助难以开展译经活动。劝请译经之人多为政权统治者或官宦贵族。从整体上，河西译经大部分是在政权强有力保障的前提下完成的。助译者多为河西本土僧人，这就保证了佛经翻译的准确性。可以说，这是佛教中国化的肇端。因为只有佛经中国化，才能实现佛教中国化。助译者多为中国人。他们懂得采取什么样的语言表现方式迎合中国人的口味。助译者少则一二人，多则上百人。竺法护译经集团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以竺法护这个核心人物为中心，助译之人也不算太多。《出三藏记集》记载，竺法护译经人数最多的一次是晋武帝太始二年（266）译《须真天子经》，参译者只有安文惠、帛元信

7、、聂承远、张玄伯、孙休达等5人。而北凉译经集团则有规模庞大之势。每次译经活动，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如译《大般涅檠经》参与译经者有“道俗数百人”，译《优婆塞戒经》时有500人之多，译《大毗婆娑论》时有沙门慧嵩、道朗等300余人“考文证义”。如此庞大的译经规模，可以说是空前的。这种规模发展趋势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译经已由东晋以前的民间资助逐步过渡到了国家资助，所以，西晋之前，竺法护译经为什么多为卷帙较少的小本，而从十六国时期开始为什么屡有卷帙甚巨的大本译经的出现，我们是可以清楚了解的。9二、河西译经之“主译”，遵循由外来僧为主体

8、至中外僧人共译，再到河西僧人为主体的角色转换趋势。9佛教初传时期，来自天竺、西域的僧人在中国信仰佛教的知识分子的协助下于民间译经。到4世纪前秦时期才有国家支持译经事业的开始。西晋末期开始，河西译经基本上以外来僧人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