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通论 汉语传统修辞学.p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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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第三讲汉语传统修辞学张龙先秦修辞学两汉修辞学魏晋至明清修辞学现当代修辞学汉语传统修辞学儒家修辞观道家修辞观墨家修辞观法家修辞观先秦修辞学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论语·学而》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论语·学而》从修辞形式与修辞效果来看子曰：言从而行之，则言不可饰也；行从而言之，则行不可饰也。故君子寡言，而行以成其信，则民不得大其美而小其恶。——《礼记·缁衣》子曰：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论语·里仁》子曰：巧言乱德，小不忍则

2、乱大谋。——《论语·卫灵公》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也耻之。——《论语·公治长》子曰：王言如丝，其出如纶；王言如纶，其出如綍。故大人不倡游言。可言也，不可行，君子弗言也；可行也，不可言，君子弗行也。则民言不危行，而行不危言矣。——《礼记·缁衣》子曰：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子曰：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论语·卫灵公》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论语·颜渊》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子曰：不

3、有祝鮀之佞，而有宋朝之美，难乎免于今世矣。——《论语·雍也》情欲信，辞欲巧。——《礼记·表记》“文”害“质”，取“质”鹦鹉能言，不离飞鸟；猩猩能语，不离禽兽。今人而无礼，虽能言，不亦禽兽之心乎？——《礼记·曲礼》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于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雍也》在一般情况下，“辞达而已矣”，反对伤“质”的“巧言”、“游言”、“佞”，但如果能够“文质彬彬”，那么，就可以而且应该追求“巧辞”、“文辞”及“佞”了。从修辞与语境的关系来看食不语，寝不言。——《论语·乡党》子曰：侍于君子有三

4、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论语·季氏》子曰：可与言而不与言，失言；不可与言而与言，失言。——《论语·卫灵公》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论语·乡党》所谓“重质轻文”，即主张“不言”、“希言”、“信言”、“善言”，反对“美言”、“多言”，以及言辞辩说。“希言自然”“多言数穷，不如守中”“大巧若拙，大辩若讷”“善者不辩，辩者不善”“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圣人行不言之教”“大道不辩

5、，大辩不言”。重质轻文尚质后文墨家学派由墨翟创建，该派与儒家一起，成为先秦时代的显学。该派哲学思想与儒家哲学上崇尚礼乐，遵从周道不同，墨家则是反礼、非乐，提倡绝对功利主义的尚用。从而使该派在修辞思想上产生了与儒家有同有异的观点。相同处是：强调内容的真实，反对单纯追求言辞的文采。不同之处是：重视论辩，强调逻辑上的严谨。言无为多而务为智；无务为文而务为察。贤人……是以言明而易知也，行明而易知也。墨子曰：食必求饱，然后求美；衣必常暖，然后求丽；居必求安，然后求乐。为可长，行可久，先质而后文，此圣人之务。——《墨子》尚质反文修辞上他主张为内

6、容为尚，反对一切形式的雕琢、文采，他认为“和氏之璧不饰以五彩，隋侯之珠不饰以银老，其质至美，物不足以饰美”。（《解老》）如果强调雕饰，则被他称为“邪道”：“所谓貌施也者，邪道也。”（《解老》）在同一篇中，他还说：“夫君子取情而去貌，好质而恶饰。”因而韩非对公孙龙等人的诡辩厌恶至极：“好辩说而不求其用，滥于文丽而不顾其功者，可亡也。”1.两汉时期，对修辞手法如比喻有了更多的关注。如从《诗经》中总结了“赋比兴”的修辞手法。《周礼·春官·大师》中曾说：“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毛诗序》则对此加以了强调。郑玄

7、在《周礼郑注》中则对其中的“比”的特点进行了说明：“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也。”、“赋之言铺，直铺陈今之政教善恶。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于媚谀，取善事以喻劝之。”另外，西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东汉王符在《礼记·学礼》、王逸在《楚辞章句》中也对“比”、“兴”等手法进行了描写。2.文体论的萌芽。在《周礼·春官》中提出“风、雅、颂”作为《诗经》的风格特色，已经表现出这一意识。《毛诗序》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这三类诗因为不同的主旨、作用而具有不同的表达特征。司马迁在《史记》中评述了司马相如的

8、赋文特征，司马相如则在《西京杂记》中对赋的形式作了具体论述（见《全汉文卷二十二》）。杨雄在《法言》中将赋分为两类即“丽以则”（意指合乎法度的辞藻）和“丽以淫”（意指泛滥放荡的辞藻）在两汉时期，修辞学思想比较突出的一个人物——王充，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