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复礼说中国史学 m201111.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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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牟復禮說中國史學牟復禮（FrederickW.Mote，1922－2005）是美國著名漢學家，一生作品不少，較為人熟知的有《中國思想之淵源》及其主編的《劍橋中國明代史》。〝ChinaandtheVocationofHistoryintheTwentiethCentury:aPersonalMemoir〞是近年整理而成的遺著，敘述有關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在本書的開頭，牟復禮娓娓說出其早年經歷以及與中國的因緣，篇幅雖不長，卻引人入勝。求學金陵大學1941年，珍珠港事變爆發，剛高中畢業的牟復禮被美軍派送哈佛大學，入讀由語言學家趙元任(1892－1982)主持的中文

2、班。繼而被調往中國，和國軍的突擊隊演練，準備在廣東雷州半島跳傘空降以牽制日軍，行動因日本投降而取消。牟復禮回憶期間有一位青年志願軍，送給他一本學生版《論語》，說是了解中國人思維的必讀書。由於哈佛中文班集中教會話，其時他識得中文字不多，不過靠著查字典，也能慢慢讀完《論語》。不知這段經歷，有否啟發他在《中國思想之淵源》中，如何評價儒家思想？何况，其中文名取自《論語》所言「克己復禮」。隨後，他曾經到過中國不同地區執行任務。及至退役，牟復禮考入金陵大學(1952年和南京大學合併)歷史學系，學習中國歷史，1948年畢業。返回美國後，繼續研究中國文史而獲博士學位。1956年

3、，他在普林斯頓大學任教，創辦東亞學系，成為西方的漢學研究重鎮之一。抗日戰結束後，儘管政府的教育資助偏向理科和工程科，據牟復禮所說，歷史學系仍有不少一流學子爭相報讀的。歷史書籍銷路不錯，各大報紙亦有附刊登載歷史名家的各類文章。不少歷史學家和一般讀者，還是瀰漫著「疑古」風氣，對中國文化的遙遠過去和考古新發現更感興趣。金陵大學開課前，牟復禮曾向教授請教如何備課，他們推薦閱讀兩三部新近完成的通史著作，以了解中國史學的最新發展和比較相異的見解。這樣，他便讀了周谷城(1898－1996)的《中國通史》和錢穆(1895－1990)的《國史大綱》，兩書可謂反映了史學的不同趨向。

4、求真抑或資鑒在1939年出版的《中國通史》中，周谷城提出「歷史完形論」，強調歷史的客觀性和完整性，從而探討如何編寫通史。雖然他深受馬克思理論影響，却不囿於教條：史觀云云，或謂歷史即理性發展史，或謂歷史即階級鬥爭史，都只是對歷史的看法，本著這等看法從史料中去尋找歷史是可以的，若謂這等看法就是歷史之自身卻大大不可。難怪50年代《中國通史》再版，基本上删除了歷史完形論的表述。周谷城認為，歷史學也不過是研究人類過去之活動，分解此活動之諸種因素，尋出諸種因素間必然不可移易之關係，從而明白此活動之自身。他堅持史學之成立，當在求真，告誡通史選材若以「資鑒」為標準，凡過去的史事

5、，著者認為可供今人取法的，則一一選出，最終只是「強史就我」，摧毁歷史的客觀性。可是，資鑒正正是傳統史學的重要理念，亦是錢穆所推重的，因為「從來的歷史，必然得寓褒貶，別是非，絕不能做到所謂純客觀的記載。」《國史大綱》在1940年出版，直到現今仍然有很大影響，錢穆懷著對中國文化的堅定信仰和對中國歷史的溫情敬意，認定新通史的功能不僅鑒古而知今，也是要使人明白國家之前途不須外求，可從先民文化自身內部獲得生機。這是一部對外抗日救亡、對內針對不同歷史學說的著作，尤其是疑古史學極端之懷疑論，因為「層累造成之偽古史固應破壞，層累遺忘的真古史尤待探索。」從而，錢穆和顧頡剛(189

6、3－1980)便成為牟復禮的重點論述對象。可惜的是，由於作者的不幸逝世，此書僅論述至二十世紀中期。牟復禮不求全面，基於自身的體驗，活現出中國史學發展的鮮明形象。蕭公權(1897－1981)是他最敬佩的前輩學者之一，在書中他便感歎四十年代後的學子，對蕭氏為中國政治思想史課程所準備的豐富傳統文獻資料，已感到難以把握。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文學碩士課程同學會祕書鄺明威牟復禮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