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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6-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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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外商直接投资已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之一。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FDI的流入快速增长,2003年FDI流入量成为世界第一大国际直接投资流入国。外资的利用对促进中国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升级等方面起着重要作用,然而随着更多的外资企业进入中国,由于当地发展经济的迫切性、法律法规的不完善及生态环境规制的低标准,除了带来正面效应外,还会带来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就是环境“污染天堂假说”所描述的经济发展后进国家成为污染避难所。这一现象引发了专业人
2、员的思考。宽松的环境管制是否是引起FDI流入的主要原因?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外商直接投资在国内各地区分布不均?外商直接投资区域聚集在一起的影响因素有哪些?我所检索到的论文运用经济地理学的专业研究方法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一、计量模型已有研究表明,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很多。本文主要选取1998~2005年30省份的统计数据作为样本研究,考虑劳动力成本、劳动力素质、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环境政策贸易成本等主要因素作为计量因素的解释变量。计量模型的基础上,我们构建如下计量模型:FDI=α+β1X1+
3、β2X2+β3X3+β4X4+αi+εαi表示与各地区相关的、时间上恒定的未观察因素,ε则为随机扰动项。FDI表示各地区外商投资企业个数占全国的比重,作为因变量。X1代表劳动力资源指标,包括劳动力成本和劳动力素质,X2代表一些区域性因素,包括对外开放程度,市场化程度,环境政策以及其他外商优惠政策。X3代表与新经济地理理论相关的一些因素,如贸易成本、市场规模、FDI聚集效应和地理区位。X4用来衡量聚集经济和环境政策共同作用的效果,采用了两者的交互项形式。FDI自我强化效应以滞后一期的因变量的形式出现。我们采用
4、面板数据的计量模型进行实证研究,通过自回归项的加入既可以方便考虑FDI的“集聚效应”,又能克服回归异方差的存在,但动态因素的加入也给模型的估计带来一定难度。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分析可以采用广义矩估计方法(GMM),但由于样本有限,用GMM估计动态面板数据得出的结果是有偏差的;尤其是当时间序列较短时这种偏差更大。因此,为保持估计的连续性和可比性,这里不采用GMM方法估计,选择允许异方差性存在的LS估计方法消除异方差性和序列相关性现象的影响。二、实证检验结果与分析由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市场容量、开放度、劳动力素质以及
5、聚集经济对于吸引外资企业进入具有高度显著的积极作用,而环境管制显著抑制了外商投资。环境政策对中国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弹性系数为负,环境政策每加强1个百分点,可使外资流入减少0.20~1.21个百分点。这表明,在一定程度上“污染避难所”假设所描述的现象在我国各个地区是存在的。但加入FDI集聚因素后,环境政策系数发生变化,这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不仅在于考虑环境标准,还重视聚集经济因素的影响。根据新经济地理学的观点,一个地区的劳动力成本在一定范围内可以被企业生产活动所产生的聚集效应所弱化,实证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
6、、人力资本与外商直接投资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正如Noorbakhshetal(2001)指出,当把劳动力成本作为劳动力技能的替代变量,为了获取更多的高技能劳动力,外商直接投资也可能会流向高工资地区,偏向于人力资本密集的地区[5]。中央优惠政策与FDI的地区分布存在显著正相关的联系,认为优惠政策一直是吸引外资的最主要因素的研究发现。但是当考虑到集聚经济因素后,却不能通过10%的显著性检验,说明在考虑时间段的总体样本中,中央政府的倾斜性政策并不是导致FDI地区分布失衡的原因。夏良科(2007)研究也显示
7、优惠政策的影响并不持久,珠三角地区政策对吸引FDI的作用一直延续到1994年;长三角地区政策的作用延续到了1995年;京津冀地区则延续到了1997年。这一点恰好与文章数据时间段一致。结果表明,显著的FDI自我强化效应存在于各地区,即新的外商资企业倾向于选择外资企业多的地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若一个地区前期的外商投资企业相对全国来说增加1%,就可以使当期的外商投资企业比重提高0.98%。这表明FDI地区集中是一个累积循环过程,FDI的累计量越高,会带动更多的FDI涌入该地区。该结果与黄肖琦、柴敏(200
8、6)的结果基本一致。三、结论与政策含义虽然已有大量的研究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但是鲜有研究专注于在新经济地理学框架下考察环境规制对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影响,特别是针对中国国内地区间FDI地区分布所进行的实证研究。本文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从新经济地理学角度分析FDI的区位决策。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有一定负面影响,也即“污染避难所”假说在一定程度上是成立的。这与已有的学者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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