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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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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两宋之交文学家国之悲与救国之音 一、两宋之际的历史概况 有宋一代,自始至终都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统一版图的国家不同。它没有汉唐的强盛与自信。相反,这是一个始终都无法摆脱孱弱与贫困的王朝。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了宋朝。由于赵匡胤本身即为军人拥立为帝,因此他深知军人干政之危险,于是便制定了中央集权、抑制武官、优待文官的基本策略,最终形成了宋朝守内虚外的基本格局,也是宋朝始终无法摆脱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软弱的外交。宋朝建国与其他朝代不同,皇帝由士兵拥立,“而其建国后
2、第一要务,即须裁抑兵权。”[1]因此宋代奠定了文人治国的政治体系。另一方面,为防止“黄袍加身”情况的再度发生,宋朝军队指挥官的调动是十分频繁的,于是造成了“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局面,严重损害了军队的战斗力。地理上,宋朝首都开封也处于一个十分不利的地理位置。开封位于黄河边上一个平坦之地,对岸虽有黄河天险,然而过了黄河后却再也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北岸的少数民族政权可直接南下。边事一旦紧张,国家便深受震动。因此到北宋末期,面对日益强大的西夏、辽、金等政权,宋朝只能与之议和纳贡。积贫的内政。宋代对外软弱,对内则困于贫弱。究其根本,则为冗兵冗吏。秦代以来,每个王朝创建之初,都会有大量军人复员。然而宋
3、代对内面对唐代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对外又面对强敌,因此军队数量不但不能减少,反而逐次增加。特别是宋朝统治者坚持守内虚外的政策,调集大量精兵守卫禁中。据统计,宋太祖开国时,仅有禁兵19万3千人,然而至英宗治平年间,则增至66万3千人,最多时为仁宗庆历年间,内禁兵高达82万6千人。如此庞大的军队必然产生巨大的军费开支。英宗时,每年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五用来维持军队开支。给国家增加了沉重的负担。冗官冗吏加剧了宋朝国力的枯竭,虽然随着国家经济发展,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仍无法满足巨大的财政支出。宋室南渡后,对外战争屡遭失败,符离之役后,南宋再无北伐的勇气,只能与金国屈膝求和,每年进贡巨额岁币。南宋版图仅
4、为北宋一半,然而财政支出却远超北宋最高峰值。为了维持政权偏安现状,南宋王朝也全盘继承了北宋奉养庞大军队的传统。对外进贡,对内养军,除了变本加厉地剥削人民,再无其他办法,于是财政终于陷入绝境。 二、两宋之际悲亡文学的思想源流 虽然宋王朝面临着内忧外患,但不可否认的是,中国的社会经济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充足的发展,是我国古代经济、科技、文化最为繁荣的时代。尽管对外连年进贡,但宋朝仍可以从双方的贸易中获得补偿,高度发达的经济使统治集团和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没有受到严重影响[2],加之士人待遇十分优厚,因此在北宋中前期,悲亡情怀并未成为宋代文学的主流。但到北宋末年,随着金兵铁骑的步步逼近,哀叹国家的
5、衰亡和抗战北伐之声开始成为了两宋之际的文学主旋律。纵观历代爱国主义文学,宋代爱国主义文学当属其中翘楚,无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远远超过其他朝代。这其中有着深远的思想源流。一是文人的自我意识、责任意识的觉醒。宋朝建国后,将文人放在较高的政治地位上,形成了抑武崇文的社会风气。宋代的舆论氛围也相对宽松,皇帝鼓励官员敢于上书直谏。《避暑漫钞》中记载,赵匡胤曾在太庙立石碑告诫后世皇帝,“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3]在这种宽松的政治氛围中,文人的自我意识、责任意识被唤醒,他们以国家栋梁自居,关注时代、针砭时弊,意气风发地抒发感情,陈述政见。他们在作品中既有上阵杀敌,保家卫国的豪情,也有怒斥群小,
6、直斥不公的控诉。这种意识,为两宋之际大批涌现的悲亡作品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二是深沉的忧患意识。由于文人责任意识的觉醒,使他们更认真、更负责地审视自己所处的这个国家。帝国孱弱的兵力、外族巨大的威胁贯穿了宋代三百二十年的历史。国家的内忧外患造成了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宋代文学以严谨、平实、细密、深沉为特征,与唐代诗文中洋溢的那种洒脱浪漫截然相反,这便是宋代文人深沉的忧患意识使然。到了两宋之际,山河破碎,国土沦丧的政局成为了任何作家都必须直面的现实。因此从忧患意识中迸发出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这一时期诗文创作的主题。三是有着忠心为国的浩气丹心。连年的战乱和一个又一个国耻激发着文人为国尽忠的勇气和决
7、心。两宋之际涌现出了一大批抗击侵略的壮士英雄,产生了一大批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可以说宋代是爱国精神高扬的时代,是卫国英烈辈出的时代。”[4]岳飞、李纲、辛弃疾等一大批爱国将领和作家将抗战的激情和反对投降的忧愤表现在作品中。南宋前期的中兴四大家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也有许多要求抗战,反对偏安的文章诗作。这些都反映了宋代文人的高风亮节,为两宋之际反映家国之悲和救国之音的文学奠定了感情基调。 三、家国之悲与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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