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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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两宋馆阁之校勘史书近年来研究北宋官府校勘状况的论文已有数篇，研讨南宋馆阁校勘的则很少见，本文专门探究宋代史部书校勘方面的特色和成就。本文所述之校勘活动，主要是朝廷中以校勘史书为主要目的的文献整理活动。两宋曾多次综校四部之书，其中当然也包括史书，然因其目的不是专门校史书，故本文不计算在内。一两宋馆阁校勘史书共计21次，其中北宋12次，南宋9次。北宋校勘始于“前三史”：“太宗淳化五年七月，诏选官分校《史记》、前、后《汉书》：崇文院检讨兼秘阁校理杜镐、秘阁校理舒雅、吴淑、直秘阁潘慎修校《史记》，朱昂再校；直昭文馆陈充、史馆检讨阮思道

2、、直昭文馆尹少连、直史馆赵况、直集贤院赵安仁、直史馆孙何校前、后《汉书》。既毕，遣内侍裴愈赍本就杭州镂板。”四之一。原文“阮思道”之“阮”作“院”，“孙何”之“何”缺，据《玉海》卷四三改、补。又见《麟台故事》卷二。）这次校勘参加人数颇多，校后立即“镂板”。第二次为真宗朝之复校《史记》：“咸平，真宗谓宰臣曰：‘太宗崇尚文史，而三史版本如闻当时校勘未精，当再刊正。’乃命直史馆陈尧佐、周起、直集贤院孙仅、丁逊复校《史记》。寻而尧佐出知寿州，起任三司判官，又以直集贤院任随领之。”此次校勘，始于“咸平中”，至“景德元年正月丙午”“校毕”，

3、“任随等上复校《史记》并刊误文字五卷，赐帛”。这次校勘是由真宗亲自发起的，其值得注意之处在于将“刊误文字”另编为五卷上进。第三次是校《三国志》等：“咸平三年十月，诏选官校勘《三国志》、《晋书》、《唐书》。以直秘阁黄夷简、钱惟演、直史馆刘蒙叟、崇文院检讨直秘阁杜镐、直集贤院宋皋、秘阁校理戚纶校《三国志》，又命镐、纶与史馆检讨董元亨、直史馆刘锴详校。直昭文馆许衮、陈充校《晋书》，黄夷简续预焉，而镐、纶、锴详校如前。”卷五六。）“直昭文馆安德裕、……勾中正、……直集贤院范贻永、……直史馆王希逸洎董元亨、刘锴同校勘《唐书》，宫苑使刘承圭

4、领其事，内侍刘崇超同之。五年，校毕，送国子监镂板。校勘官赐银帛有差，锴特赐绯鱼袋。”这次校勘，仅上述所记之参加者已有十数人，历时一年有余，且校后立即“镂板”，“惟《唐书》以浅谬疏略，且将命官别修，故不令刊板。”此处之《唐书》，显然是指后晋刘昫等所撰之《旧唐书》。第四次在景德元年：“丁未，命刁衍、晁迥、丁逊复校前、后《汉书》。”至二年七月，“衍等上言：‘《汉书》历代名贤竞为注释，其得失相参，至有章句不同、名氏交错。除无可考据外，博访群书，遍观诸本校定。”刁衍所言之“博访群书”“校定”，当是陈垣先生四校法中的“他核”，而“遍观诸本核

5、定”显然是“对校”了。此次校勘历时一年半。其结果为：“凡三百四十九签，正三千余字，录为六卷以进，即赐器币有差。”仅在两部史书中便校正了三千余字，可谓效果明显。更值得注意的是：本次校勘亦将校勘结果集结成册“以进”。第五次为校《后汉书》中的志书：“乾兴元年十一月，判国子监孙奭言：‘刘昭《补注后汉志》三十卷……乞令校勘，雕印颁行。’从之。命本监直讲马龟符、王式、贾昌朝、黄鉴、张维翰、公孙觉、崇文院检讨王宗道为校勘，奭洎龙图阁直学士冯元详校。天圣二年，送本监镂版。”卷二○三《艺文志》改。）《后汉志》仅三十卷，校勘时参加者至少九人，且分校

6、勘、详校两个步骤，又费时一年有余，可见亦是一次相当认真的校勘。第六次为校《天和殿御览》：“仁宗尝谓辅臣曰：‘《天和殿御览》可命校定模本刊行之。’”《天和殿御览》是《册府元龟》之精华：“乾兴初……于《册府元龟》中掇其善美事，得其要者四十卷……名曰《天和殿御览》。”至“天圣二年五月甲寅，内出《天和殿御览》四十卷……下秘阁镂板。”《册府元龟》本为类书，但“惟取六经、子、史，不录小说”卷一三五。），其原名为《历代君臣事迹》，显然偏重于史；此次摘录为《天和殿御览》，仁宗也将它视为史书，因此本文将它归入史书类。且《册府元龟》“引书近二千多种

7、”，因而此次“校定”当以他校为主，而非止简单的校对。本次校勘值得注意之处为：发起者是仁宗；所校为当代之书。第七次是校《南、北史》、《隋书》：“仁宗天圣二年六月，诏直史馆张观、集贤校理王质、晁宗悫、李淑、秘阁校理陈诂、馆阁校勘彭乘、国子监直讲公孙觉校勘《南、北史》、《隋书》，及令知制诰宋绶、龙图阁待制刘烨提举之……又奏国子监直讲黄鉴预其事。”仅此处所载，参与者就已达十人之多。至“三年十月，版成。四年十二月，《南、北史》校毕以献。各赐器币有差。”仁宗以前，已校勘了正史中的前四史、《晋书》、《唐书》等，本次校勘，显然是校勘正史的继续。

8、其中《南、北史》后又复校之：“景祐元年四月丙辰，命宋祁等复校《南、北史》。”第八次为复校：“九月癸卯，诏选官校正《史记》、前、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其中较为突出者是校《汉书》：“会秘书丞余靖进言：‘《前汉书》官本谬误，请行刊正。’诏靖及国子监王洙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