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句法研究课程综述.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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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语句法研究课程综述这个课程是由荷兰莱顿大学的司马翎教授和北京大学的沈阳教授联合主讲的。司马翎教授讲的主要是与名词性短语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四个部分——一、“数”和量词（们、些）；二、可数和不可数；三、的四、指示代词：意义和结构位置对“数”和量词的研究来自于对汉语中的“三*（本）书”和英语中的“threebook*（-s）”的思考，是将这两个例子看成一个问题还是两个问题呢？通过对不同语言如匈牙利语、亚美尼亚语、尼日利亚语等的观察，发现在不同语言中，pl（复数形式）和cl（量词）是互补分布的；又因为量词总是和“数”有关，没有量词就没有数，

2、所以我们应该把“三*（本）书”和“threebook*（-s）”看成同一个问题。司马翎教授在这里引进了Doetjes(1997)和Borer(2005)的观点——在数词和名词中间，必须有一个节点，即英语中的“-s”和汉语中的量词。那么这个节点有什么作用呢？一个节点够不够呢？通过分析粤语和北方方言的差别，可以看出粤语表示个体名词需要用量词，而北方方言只有在数数时才用量词，表示个体名词则加如“子”一类的词缀。到这里，我们可以得出，数词短语中需要两个节点，一个是标出可数性的单位（cl-u），一个是用于数数的单位（cl-c）。而且，数只能够和单

3、数名词结合。从对匈牙利语类、埃维语类、马耳他语类、英语类的分析得出，“数词只能直接跟单数名词连着”的假设是对的，并且复数意义跟复数形式不是总是有直接关系。关于汉语中的“们”和“些”，司马翎教授认为在结构位置上，“们”是一个cl-u，“些”是一个cl-c。对于可数和不可数的定义，司马翎教授认为应该从指称意义方面而非从形式上来定义。针对Borer提出的“词库里名词都是不可数名词”的观点，司马翎教授认为许多名词的碾磨意义是被强迫出来的，或者受语法的引导（如英语），或者受语境的引导（如汉语）。而如果碾磨意义总是受强迫而来的，所有的名词词库里都是

4、不可数的假设就不能是对的。以往对“的”的性质有以下几种观点：一是修饰语标记，二是标句语(Comp)，三是降低类型语素(type-lowerer)，四是把名词短语分成两层的标记，五是主谓倒置的标记(Predicateinversion)，但是这些观点多多少少都存在一些问题。因此，司马翎教授假定“的”是一个量词，并且从泰语、粤语、老挝语的例子中证明“的”和cl-u量词是处于同一位置上的，具有相同的语法功能。这样就解释了“的”的应有性，有“的”和没“的”的区别等问题。通过举例对比，司马翎教授认为汉语中的指示代词的意义是无定特指（Dem），不等

5、于有定（def）。在结构上，司马翎教授接受名词投射有两个D投射的观点（一个最上边，一个离NP很近一个最上边，一个离NP很近），并对Szabolcsi,Campbell,Brugè等学者的观点进行分析，以壮语、景颇语为例证，构造了一个双D的基本结构，指示代词产生在靠近NP的DetP中。沈阳教授讲的主要是与谓词性短语相关的一些知识。包括以下三个部分——一、补语小句理论和汉语动结式分析二、词义吸收、词形合并与汉语结构分析三、句法结构标记“给”与动词结构的衍生性动结式的分析有两大思路：词库说（动结式完全变成一个词或者结构上按词法分析）和句法说（

6、空主语）。沈阳老师从“把”字句入手，分析“把”字宾语NP的来源，认为只有补语的主语才能进入把字句中。由于NP与补语的密切关系，沈阳教授提出小句理论，认为动结式句子的深层结构是一个包含了补语小句的结构。例如，“阿Q唱哭了”的深层结构是“唱[sc阿Q哭]”，“小D唱哭了阿Q”的深层结构是“小D唱[sc阿Q哭]”（小D是致使者），通过移位得到表层结构。补语小句将动结式和把字句联系起来，是一种很好的处理方式。沈阳教授还探讨了汉语中动结式补语的虚化和动结式偏离义的产生，发现只有制作义动词加上开放等级形容词才会产生偏离义。对双宾结构的分析目前主要是

7、两个方向，一个是结构形式（例如：线性结构分析，与格结构等），一个是语义（例如：语义角色分析，取与义结构，句式的投射等）。沈阳教授认为双宾结构原不存在，而是复杂结构的合并派生产生，在合并过程中一个动词的意义被主动词吸收了，这个动词脱落了。大量的例子可以说明，汉语中双宾结构都有两个动词。以“放一本书在桌上”为例，我们可以发现“一本书”只能放在连谓句和双宾句中，而“那本书”只能放在把字句和话题句中，二者对立。由于话题句“那本书放在桌上”是由“放[sc那本书在桌上]”来的，那么“放一本书在桌上”就是从别的结构来的了。通过多种测试，沈阳教授认为其

8、深层结构是“放[在桌上（有）一本书在桌上]”，删略不同的“在桌上”可以得到不同的形式。这样分析的好处是可以解决许多双宾带来的问题，符合语言事实。句法结构标记“给”出现于“给+VP”结构中，例如“小狗给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