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苏轼政治诗的创作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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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论苏轼政治诗的创作动因苏轼作为冇宋i代最为杰出的诗人，无论是其作甜数量，抑或质量,均鲜有人可比及。这些诗歌中，有一种较为特殊的诗歌，不仅直接体现了苏轼的政治态度，还表现出宋代士人的济世为民的文化人格，这种诗歌就是政治诗。而且政治诗的创作几乎贯穿了作者一生,即使是在“乌台诗案”,这种因诗获罪的情况下，苏轼依然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创作。显然，肯定有某种，或者几种创作的动力，推动着诗人的创作的脚步。据清人王文诰辑注，今人孔凡礼点校Z《苏轼诗集》存诗约2700余首，其间政治诗所占比例不过十分之一，然而在多年前吴鹭山、夏承巻、萧湄位先生合著的《苏轼诗选注》前言部

2、分指出：苏诗“题材丰富，内容广阔，几乎现实生活屮的一切，无不进入诗作。而表达诗人对于政治和社会现实的态度和观点的政治诗，所占比重虽不人，却是苏诗的重要部分”①。无独有偶，在王水照先生的《苏轼评传》中，王先生也提出：“这些政治诗毕竟表达了诗人的政治态度和对于社会重大问题所持的观点，仍是苏诗的一个重要内容”②。可见前辈学者都对于苏轼的政治诗有着极为重视的态度，政治诗也的确是苏轼诗歌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苏轼创作政治诗的动机何在呢？一、政教传统影响下的诗歌创作中国古代文人向來喜好议事论政，子产发论政之言，《论语》有《为政》之篇；《小雅》唱生民之苦，《离骚》有

3、忧国之痛。士子儒生，以经时济世，为官做宰为人生目标，关注家、国、天下之大事，以一己之心，悯百姓之生计，察君上之得失。存乎于心，发言则为文、为诗。以文论政，则谨严方正；以诗言事，则讽喻悲悯。兼之，诗以言志，故观其政治诗如观其人、其才、其徳也。可见中国的古典诗歌深受传统政教文化的影响。陆晓光在《中国政教文学之起源一一先秦诗说论考》曾概括道：“文学的这一功能被规定得如此明确，被强调得如此重要，乃至被推崇得如此崇高，这在世界文学史上却绝无仅冇……古代中国文学从它诞生开始，便具冇鲜明的政教性格，并且正是这种性格，奠定了以后文学传统的基础”③。在诗歌中反映社会现

4、实、朝政大事、国家的兴衰治乱、民生百态，早己经成为古代文人的自觉选择。所以我们看古代文人诗集，或多或少都会出现与政治相关的内容。而在这种传统影响下的中国古典诗歌，从一开始在为“家国天下”而歌唱,为“社稷百姓”而忧虑。千百年来，纵使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种忧国忧民的声音不但没有停止，反而愈加响亮。屈原《离骚》，鸣贬谪之悲声;相和歌词，言民生Z疾苦，而这其中犹以白乐天、杜少陵成就最高。苏轼在诗歌创作中曾转益多师，对于杜甫和白居易的诗歌都有过学习的经历，在学习他们的诗歌创作技法的时候，政治诗绝対是极为重要的内容。二、宽松的政治环境苏轼青年时期尝作一首《和子

5、由闻子瞻将如终南太平宫溪堂读书》，诗曰：桥山口月迫，府县烦差抽。王事谁敢？，民劳吏宜羞。中间催早噢，欲学唤雨鸽。千夫挽一木，十步九八休。渭水涸无泥，苗堰旋插修。对之食不饱，余事更遍求。诗中那些扛着木头的农民，在重荷之下，十步便需要休息八九次，为的是给仁宗皇帝修陵墓。而官吏则不顾农事与百姓的死活，很早就将农民催促起来，仿佛唤雨的鸽子一般。这样的劳役，让田地荒芜，百姓难以吃饱，这样的状况让苏轼深受触动，于是写下这样的诗句。在其他朝代，议论当朝皇帝是重罪，而苏轼却直言不讳，这也是宽松的政治环境带來的语言自由化。在宋代冇着极为宽松的文化政策，太祖皇帝完善科举

6、制度，增加进丄的录取名额，培养文官，还定下“不杀士大夫与上书言事者”的祖训，以鼓励士人来参与政治活动。在这种宽松的文化管理条件下，使得在当时社会呈现出空前“民主”的政治环境。而一生仕宦的苏轼，生处在那个“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欧阳修《镇阳读书》）的时代，在当时议论时政成为了一种社会风潮。苏轼的同门曾巩尝提及宋人好发议论曰：“论古今治乱得失贤不肖，必考诸道，不少贬以合世”④。程颐则称当时士人：“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规避⑤。在这样的社会风潮的推动下，在诗歌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也就不再鲜见了。三、庆历精神影响下的谏官心态苏轼初登朝堂的仁宗年间，

7、还发生了一场以范仲淹为首的“庆历变法”，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也参与其中。这场变法虽然并没有像王安石变法一样给苏轼的仕途带來决定性的影响，但是在庆历新政中所倡导的士人精神，却给苏轼后来的政治生涯打上了不可蘑灭的谏官印象。宋朝以前，御史台和谏官，职权还没有相对独立，而宋仁宗却将它独立起来，监督的对象转向以宰辅百官，并直接向皇帝负责，职权也相应扩大了。还特许台谏官可以“风闻言事”，奖励他们“异论相搅”，使台谏可与中书争衡。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便在谏净中崛起，虽然历遭困折，但不改其谏官本色。苏轼对于这种制度大加称赏：“风采所系，不问尊卑，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

8、庙则宰相待罪，故仁宗之世，议者讥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而已”⑥。这种不畏强权，为国为民的政治精神，深深的感召着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