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的关系d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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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新历史考证学与史观指导的关系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是20世纪学术史的重耍篇章。它继承、发展了传统考证学的方法，在“五四”前后形成学术的高峰，名家继出，群星闪耀。至1949年以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达到发展的新阶段，在诸多领域内取得了享誉海内外的岀色成就，至今仍然因其见识的卓越和结论的精当而令后学者仰慕不已。近年来，学界对20世纪历史考证学的成就颇为关注，发表有不少相关论著。①已有的成果尽管不乏创新之见，但似乎大多偏重于作个案研究，而从宏观上对新历史考证学的演进脉络和阶段特点进行分析和概括，从深度上揭示新历史考证学在其演进历程中是否经历了实质性变化，则尚少见有

2、深入的讨论。实际上，20世纪新历史考证学经历了前后两次质的飞跃，而变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历史观的指导使考证学者的治史观念、学术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重大变化而引起的。深入地探讨这些问题，无疑将有助于科学地总结20世纪学术史的演进道路，进一步揭示其实质内涵，并能对当前史学的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故应引起足够的重视。木文谨对此略申己见，以就教于专家和广大读者。一传统的历史考证学如何提升为近代的学问20世纪的中国历史考证学是继承清代朴学的优良传统而发展起来的。有清一代，由于特殊的社会条件，考证之学高度发达，形成了“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广参互证，追根求源”的严密精良

3、的考证方法，考证学者之最著者，前有开创清代朴学人物顾炎武，后有乾嘉朴学名家戴震、钱大听、王鸣盛、赵翼。20世纪的考证学者深受其影响，推崇其学术成就。如王国维称誉顾炎武、戴震、钱大昕同为清代270年学术的“开创者”②。陈寅恪也推崇钱氏代表了考证学的高峰,他在评价陈垣考史之作为中华学人所推服时，说：“盖先生之精思博学，吾国学者，自钱晓徵以来，未之有也。”③陈垣本人也明言自己的治史方法、旨趣是效法钱大听、顾炎武：“从前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实用，推尊昆山顾氏。”④他又盛赞赵翼考史之作，写有著名的诗句：“百年史学推瓯北，万首诗篇爱剑南。”⑤20世纪中

4、国历史考证学是在清代朴学的基础上发展的，但它们又是不同的社会条件和学术条件的产物，构成演进的不同阶段。大体以20世纪初年为分界，此前的清代考证学是传统学术，此后的20世纪历史考证学则是近代学术。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从学术条件言，是得益于20世纪初年“四大新史料”，即甲骨文、敦煌文书、汉晋木简、明清档案的相继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新的课题；而更为重要的推动作用，则是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20世纪初磅礴于华夏大地上的新史学思潮，使进化史观战胜了以往盛行的循环史观、复古倒退史观，取得了支配地位，并且启发历史研究者以开阔的眼光去进行学术探索，由以往以帝王将相为中心

5、转向以社会生活的演进为中心，由以往集中于关注个别英雄人物的活动到集中考察社会集团的活动，从以往比较狭窄地依靠古代文献资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闻”，都置于史料范围之内。继之掀起的是更加波澜壮阔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潮流，使学术界人士经受了一场新的洗礼，从此“科学思想”深入人心，有见识、有作为的史家，无不以推进“史学的科学化”为治史的目标，历史考证学的面貌随之产生了更加深刻的变化，把以往“求实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阶段。20世纪考证史家适逢时会地处于中西文化交流的潮流之中，进化史观、科学思想这些具有根本意义的新观念、新学理都是屮国思想界从西方引进的

6、，它们与屮国传统学术中的精华相融合，因而获得巨大的生命力，导致中国学术界出现新的面貌。中西交融还有治史方法方面的丰富内容，诸如逻辑方法、系统方法、审查史料方法、比较研究法、语源学方法等等，这些方法本来在传统学术中也有使用，而西方近代学者的论述更加明确，或更加充分，学理不分中西，优良者即易被接受和传播，收到推进学术、深化认识历史问题的显著功效。总之，中国是伟大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历来具有发达的历史意识，史学在中国传统学术中蔚为大观，历史考证一项尤为历代学者所擅长。中国文化原本有这样一片沃土，进入20世纪之后，适逢其会,时代提供了适宜的阳光、雨露和滋养，因而

7、催开了满园鲜艳夺目的史学之花。20世纪的历史考证学同乾嘉历史考证学有其渊源的关系，但它乂有崭新的吋代内涵，在治史观念上、在史料的利用上、在考史方法上，达到更新、更进步、更加科学和更加严密，我们即在这个意义上将其界定为“新历史考证学”。“新历史考证学的形成，主要是因历史观念的深刻变革而推动实现的。”——这一命题，可以从“五四”前后新历史考证学的著名学者王国维、胡适、顾颉刚、陈寅恪等人的治史主张和实践，得到充分的证实。王国维治学特点有二，一是精通乾嘉学者严密考证方法，一是重视吸收运用西方新学理。他在日本东京物理学校留学期间，受到自然科学的系统训练，又深入学习

8、了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知识，曾翻译、撰写了有关教育学、算术及教授法、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