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的战争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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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媒体的战争责任2010年6月立教大学讲师吉山则昭出版了一本题名为《战吋统制和新闻学——1940年代媒体史（戦時統制—一厂丿勿厶）》的书，这本书是在他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再整理而成的，里面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就是媒体的战争责任问题。客观地说，战后F1本对于那场战争进行了很大规模的反思，这里的“反思”也还是一个客观名词，并不带冇任何“反战”的含义。因为除了为了防止以后再次出现类似现彖而寻找战争责任，追究战争根源的反思Z外，也有推卸责任或是美化战争的反思。但总的来说“反战”在H本战后的言论界是占据了主流地位的。口本的主要媒体在战争问题上都是持这种态度，无论是中间偏左的《朝口新

2、闻》，还是中间偏右的《读卖新闻》，就连在其它问题上表现得很右倾的《产经新闻》真正在到了对那场战争本身定性的时候也还是不敢越雷池一步，最多也就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纠缠。所以可以整个地说，在现在，L1木的主流媒体还是反对战争，反对侵略的。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受批判最多的还是这些主流媒体。战示II木被解除了武装，发动和进行了战争的军部已经不再存在。协助战争进行的政府各衙门也被美国占领军多次分割改组，除了外务省和人藏省Z外战前口木政府的各省都已不复存在。而鼓吹开战，力主建立徳意日三国轴心的外务大臣松冈洋佑在东京审判期间死亡,剩下来的重光葵，贺屋兴宣这两位名列甲级战犯的外务和人藏大臣虽

3、然在战后先后重起，分别还担任过外务和法务大臣，但是他们无论是在国会答辩时还是在出版的回忆录中都在一定程度上反省了a己和白己所主管部门的战争责任，就是说起码他们向FI本国民还有过了谢罪的表示。而那些主流媒体呢？名称没变，人员构成也儿乎没变，变化了的只是言论口径，从战前和战屮那些铿锵有力的鼓舞着F1本人去“爱国”，去力战，最后去玉碎的那些豪言壮语摇身一变

4、佃成了对军部，政府和财阀的猛烈批判，往事全部如烟。对战争负责的只是那些军人,官僚和政治家，似乎从來没有过传媒什么事，不仅如此，现在能看到连篇累幅地宣传军部在战争屮是如何扯谛造谣，钳制舆论，不让国民知道事实真相，似乎传媒只是

5、单方而地受害者,只冇军部才是坏人。事实是不是这样的呢？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以臭名昭著的“大本营发表”为代表的军部所进行的舆论操作和东条英机使用宪兵以及特高警察所进行的舆论压制的事实确实存在，但这并不能说明传媒是单方面的受害者，实际上如果认真追查起來就能发现军部的言论统制和传媒的狂热煽动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说不清楚的问题。关东军发动9.18事变的理论依据是关东军作战参谋石原莞尔在1929年发明的“满洲生命线”理论。后来的甲级战犯，当时的政友会议员松冈洋佑1931年在众议院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满蒙问题是关系到我国生死存亡的问题，是我国国民的生命线。国防上经济上必须这样

6、考虑”，在这Z后《每日新闻》曾经接连发表三十几篇社论，名字都叫做《满蒙生命线论》，这才把这个“满蒙牛命线”给普及了开來。实际上上世纪的大正年代(1912-1926)的H本的自由主义空气是很浓的，其至有一个叫做“人正民主主义”的词。那时候军部不但不能飞扬跋扈，而且在第一次世界人战之示的不景气中，因为传媒的宣传，那些不能创造生产价值，只会消费税金的军队一度还是一•般老百姓所憎恶的对象。事情就是在被口木人称作“满洲事变”的9.18事变的时候发生了根木的变化。9.18事件的笫二天，1931年9月19R,日本各报都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发表了柳条湖事变的消息。一直到战后L1木人才知道那

7、次事变是关东军一手策划的，但当时没冇人怀疑军部发表的冇关柳条湖事变是中国军队所为的说法o不但如此，传媒对于关东军的“赫赫战果”述大加宣扬，对于政府一直在进行的“不扩大事态”的企图则横加抨击，比如读卖新闻1931年11月26日的社论就是这样说的：“外交官对满蒙权益认识不足，政府的外交交涉对于解决日支纷争有多少用处非常可疑”，其他的报纸也一样，纷纷排出专版来宣扬“坚守常国的生命线满蒙”。1932年10月，III国联排出的李顿调查团，发表了在承认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的同时也批判了关东军的《李顿报告书》，就这种批判也已经使日本传媒无法忍受了，各报一致对李顿报告书开始了批

8、判,连首相斋藤实海军大将都看不下去了,在阁僚会议上忿忿地说：“论调实在太强，这些不负责任的文章实在没意思”。LI木媒体在一战之示一肓在宣扬裁军，1930年伦敦海军裁军会议时政府和海军内被称为“裁军派”的一部分人主张接受裁军，而被称作“观队派”的海军军令部的那些人搞出来了一个“统帅权干犯”的问题，意思是军队的军备和作战一样，是属于天皇所执掌的“统帅权”的一部分，在政府管辖Z外，所以政府不能插嘴裁军问题。在这个吋候大多数媒体还是站在条约派一边，当时的《朝日新闻》主笔诸方竹虎在战后的回忆中说9.18事变的当时军部对于传媒是否会站在军部一边没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