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之道与宪政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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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大学之道与宪政之路一、军人政府与士人政府我们知道，政府有两种基本职能，统治与社会服务，宪政无非是强化服务职能而淡化统治职能。但是人类文明必从军事征服开始，城市与政权的出现都离不开战争，没有它们，人类永远是野蛮人。现代化过程中备受推崇的“所有权”，其实就渊源于征服者的权利。资本主义精神也是军事扩张的延续，二者在某种意义上只是掠夺手段不同而已。现代政府最重要的是各种技术专家；民选政治家主要起到上下沟通的作用，这个职能是可替代的。文士政府是中国特有的产物，它在古代提高了帝国的文明程度，但后来却阻碍了现代士人政府的出

2、现。二、经济转型的制度瓶颈换到统治者的立场来看，承认公民“自由”是为了获得更高的效益，因为生产者的创造性与他的自由成正比。这种转型的本质是经济决定政治、生产者主导政府，它在不同政治环境中的制度成本是大不相同的。在土地贵族的统治下，所需要的只是剥削方式与治理模式的改变，但在大一统政府模式下，生产经营与政治权力的结合无法在个人层面实现，这一转型往往要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工商业经营渐渐比依靠军事和政治特权获得的利益更多，这时就有可能会产生经济以及整个社会的转型。封建制其实是最廉价的经济制度，这

3、种制度下政治权力对生产的需求最为敏感。“抽象化”也最易实现。资本主义不仅仅是雇佣劳动的问题，而涉及到最根本的利益分配方案，即以经营所得代替特权，因而必然与最重要的政治问题即宪法问题产生关联。宋代至明代的经济和商业水平远超欧洲，之所以迟迟未能实现历史转折，原因即在于商业不能支配政治权力，或者说掌握政治权力的人没有条件经营工商业。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欧洲现代化是通过贵族个人向资本家的转化或对商业的支持产生的，对于中国的官僚政府来说，无论是个人转化为资本家，还是国家经营工商业，其成本都要高很多。三、中国宪法史三部曲

4、撇开上古史不谈，中国自战国至五代十国，基本上处于军人统治时期，民间文士乃被雇用者。军人政治必然会出现治乱循环，各国皆然，由于中国的历史脉络具有比较清楚的主线，所以治乱循环的规律也看得比较清楚。自北宋开始，打工仔终于熬成白领，中国进入了真正的士人政府时期，虽然仅仅是文士政府。皇帝作为文官名义上的老板，地位极高却日益疲软，地主和商人作为文官的真正后台，缺乏主导政治的制度条件。道德至上。宋代文士仍然做着贵族的梦，明代文士开始具有了鞠躬尽瘁的品格，等待未来老板的出现。如果有合适的机遇，通过法西斯主义，士绅们可以自己成

5、为老板，但他们却等来了八旗的铁骑。满清入关完全是乘火打劫。皇权原本是以军事征服为基础的，但中国的皇权却越来越依靠文士，最终导致自身的虚弱，满族人填补了断头政治形成的权力真空，暂时堵住了历史转型的出口。国民党的失败和明朝灭亡具有相似性。各国的历史转型可以分为左右两大类型。右倾：军人→贵族→资本家左倾：军人→文人→共产党除英国是由贵族自然过渡为商人之外，很多国家都需要经历某种极左或极右的路线完成历史转折，但在历史转折完成以后，左与右的妥协都是必然结果。治乱循环：从战国至五代十国，军人是国家权力的最终享有者，因此中

6、国仍处于半封建社会。忠奸之辨：宋明两朝，文人成为中坚力量。由于文官天然的被雇用性，主权实际上处于半真空状态，因此忠于谁就成为一个需要理论思考的问题。宋明社会一方面为现代文明准备了必要的法理条件，另一方面又给异族入侵提供了方便，华夷之辨使忠奸问题变得更为复杂。左右逢源：权力基础的下移，使庞大的帝国难以实现有效领导，因而长期面临被外族征服的危险。现代化转轨的困难最终导致了共产主义的出现，但在现代化基本实现之后，中国应实现左右两种势力及两种立国理念的协调，吸收西方制度的成就，同时避免其先天不足。左右两条路线的比较从

7、掠夺性政权向生产服务性政权的转化，最大的障碍来自转型期的秩序真空。在一个无需政府控制而能够自然产生社会秩序的国家，如英国，现代化的转型最为顺畅，因为政府无须为保持秩序而压抑经济体的活力。蒙古、满人和日本的三次入侵，都扼止了走右倾道路的可能性。总体而言，英国的现代化乃长期法律秩序积累之后的自然过程；德国和日本通过对外扩张的方式，建立起既强大有力，同时又“民主”的现代制度结构。中俄等国既缺乏具有领导能力的封建贵族，又没有对外扩张的国际环境，因此，自下而上同时又强有力的现代型国家只能采取共产主义的方式。军人政府强有

8、力，但不符合现代需要。在缺乏科技支撑和现代法治基础的国家，要建立起既具有发展现代经济的服务能力，又具有坚强凝聚力的政权，只有通过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种一端极右而一端极左的途径。军事征服、市场、抽象法律秩序、选举，都是人类实现大规模社会合作的途径，第一种属古典模式，后三种是现代模式。中国独有的文治政府是兼具古典色彩和现代理性的中庸型社会合作方式。五四运动以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文治政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