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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9-1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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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体制□学者——论体制化时代的学术研究与学者"情怀"•高等教育学论文学术•体制•学者——论体制化时代的学术研究与学者〃情怀〃孙元涛摘要:时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学术硏究的体制化,对于培育学术共同体,促进学术领域的扩展、研究主题的深化和质量的提升,均产生了无可替代的积极影响。但是,体制所固有的〃非人格化〃力量,也有可能凌驾于人的尊严与价值之上,成为阻碍学术向更高水平攀升的负面力量。当前学术硏究中所谓〃思想〃与〃学问〃、〃职业〃与”志业〃的分化,一定程度上体现着体制
2、化所造成的学术与生活、学术与生命的隔离。克服学术的〃体制化困境〃,一方面需要进行更为缜密的制度设计,在学术体制内部寻求体制变革的力量;另一方面则需要克服"体制决走论〃,重建学术共同体的学者情怀。关键词:体制化;体制决定论;学术情怀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J610(2014)02-0001-05—、〃体制化〃及其双重品格将我们所处的时代,称之为〃体制化时代〃,可以视为对这个时代制度文化和精神气质的〃写实〃。近一个世纪前,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德国著名学者韦伯(MaxWeber)在题为《学术作
3、为一种志业》的演讲中,对〃我们这个时代〃作出了这样的诊断[1]:我们的时代,是一个理性化、理知化、尤其是将世界之迷魅加以祛除的时代;我们这个时代的宿命,便是一切终极而最崇高的价值,已自社会生活隐没,或者遁入神秘生活的一个超越世界,或者流于个人之间直接关系上的一种博爱。时隔60多年之后,被誉为〃当代西方最重要的伦理学家之一〃的美国学者麦金泰尔(AlasdairMacIntyre),在其代表作《追寻美德》中宣称:"当代世界观主要是韦伯式的世界观。[2]在很多人看来,韦伯所说的世界的〃祛魅〃和〃理性化〃进程对于中国而言应
4、当是一个〃他者〃的问题。因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原本就是非宗教性的,似乎是天然地〃缺魅〃的。但事实上,非宗教性,并不简单等同于〃缺魅〃。如果我们承认,古代中国人的精神文化中,并不缺乏超越性价值与追求,那么,就必须承认,一种超越于西方所谓的〃理性〃之上的隐秘力量,其实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并不天然地缺失。只不过,正如有学者明确指出的,与西方不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这种超越性力量,是内在地镶嵌在世俗性之中的。[3]晚清之后”随着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天命〃、〃天理"等理念的剥落,原本镶嵌于世俗力量中的内在的超越性逐渐被剥
5、离出去。从〃天理〃到〃公理〃经〃公意〃再到〃民意〃的转化历程[4],即隐含着如此这般的〃另一种祛魅〃。这固然是因为特殊历史时期、特殊遭遇之下的中华民族在文化上不得不经历的一种转型,但另一方面也揭示了文化碰撞中所可能制造出的一种独特的〃殊途同归〃的文化社会景象。韦伯所判定的理性化,之所以迄今依然有绵延性影响,甚至于较之韦伯时代焕发出更强大的力量,主要在于,理性化不仅以其特有的力量塑造着人们的思想,而且也深刻地影响着思想生产方式,更逐渐演变成为生活世界的组织和支配法则,从而在根本上决定了人的生存方式。以此为基础建构起来
6、的,日趋精致严整的现代社会分化,造成了职业化的合理发展。被固着在每一个特定职业上的人,都难以避免被纳入科层式体制架构的命运。[5]于是,这种由人建构出的、理性化的〃体制〃在走向〃完备〃的过程中,渐渐地远离了人,演化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杨国荣认为[6]:就体制组织而言,其存在形态首先带有无人格性的特点,体制化的存在往往表现为超然于人的结构,在各种以效率为目标的管理机构中,工具意义上的理性常常构成了其组织原则;后者有别于关注人的存在意义的价值理性。相对于价值理性的虚灵性和难以统合性”工具理性不仅”实在〃,而且简易,更易
7、于推行。于是,随着它的不断扩张,价值理性的〃领地〃逐渐遭到蚕食。德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尖锐地指岀[7]:现代社会的病态就在于,工具理性的体制化运作,大举侵占了生活世界的领域,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沟通,被各自分离的意见的机械组合的量化计算所在这里,〃体制〃作为现代人在社会中存在的重要组织形态,成了人们不得不去深刻关注的〃大问题〃:个人若简单地认同体制的逻辑,放弃独立地、深度思考的权力和机会,其结果不仅是个人的独立性、创造性遭到伤害,更重要的是个体精神的内在自足性以及人的尊严和价值
8、亦将受损。因此肘代的〃体制化〃,在带给人社会组织诸多便利的同时,也孕伏着潜在的破坏力。二、学术的体制化及其影响中国学术的体制化历程,与中国社会对西方文化的吸收、对现代性的接纳和培育历程紧密相连。虽然,传统的学术硏究范式以其惯性曾试图阻碍现代学术体制的建立,但特定社会文化背景中,对〃除旧布新〃的急切向往,足以消解掉诸多的阻抗力量,从而推动中国学术首先在形式上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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