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品】佛学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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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管窥柳宗元“统合儒释”之思想及对其诗歌创作的影响摘要：柳宗元与佛禅的纠结，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崇其佛学造诣者，誉其为“义理精到处”，“似胜”王维;揄扬其“唯物”立场且具“战斗性格”者，惜其“好佛”，“尤非以好佛而赞赏子厚”。两端的偏颇恰恰是不识柳子亦不识佛禅,柳氏之“好佛”及“精到处”，正在于柳宗元不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态度和实行精神。纵观柳宗元之于佛禅的关系，其虽以“自幼好佛”自命，遭际乃至学理的吸引使之与佛禅亲和，然而从根柢上考稽，柳氏只是一“援佛入儒”者,其不专守一宗一门而出入“百家之学”的立场、风范，仍可归诸“辅

2、时”“佐世”的政治理想。不管是寻求思想上的依托，抑或抒发性情的需要，斯时斯地，其所谓的“统合儒释”的思想，在其诗歌创作中得到集中而鲜明的体现和反映，从而使其诗歌创作在蕴涵浓郁的禅意之外更涵他意，韵味无穷。关键词：柳宗元；统合儒释；诗歌创作一、柳宗元佛教思想形成的背景柳宗元（773-819年）字子厚，河东蒲（今山西省运城县西南）人。贞元九年（793年）进士，授集贤殿正字，调蓝田尉，拜监察御史。在唐德宗，顺宗易朝之际，他参与了王叔文，刘禹锡等人发起的旨在打击宦官，藩镇和贵族官僚以加强中央集权的“永贞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他被贬为永州（今

3、湖南省永州市）司马，十年不调，备尝艰辛。元和十年（815年）调为柳州（今广西自治区柳州市）刺史，四年后终于任所。众所周知，唐代是一个政策开放，文化繁荣，国家意识浓厚的朝代，统治者虽然崇奉儒道，但也没有因此排斥西来的佛教。武则天执政时曾宣示：儒、道、释三家有共同任务，并令人撰写《三教珠英》，禁止佛、道相互攻击。在这样的思想氛围中，唐代人兼礼儒、道、释的现象十分普遍，以致于唐代的文化也呈融合发展的特征。柳宗元自幼好佛，他在《送巽上人赴中丞叔父召序》中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作此文时柳宗元39岁，可知他在10岁左右已习佛。在

4、唐代，柳宗元不仅是一位具有强烈革新意识的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写过《时令论》、《断刑论》、《天对》等一系列著作，非天无神，对唯心主义天命观进行批判，闪耀着唯物主义光辉。又著《封建论》，宣扬进步的社会发展观。在这些方面，他的思想都处在时代的先进水平上。因此他信佛教,就不像王维那样达到“佞佛”的程度，而是基于对佛教教义的独特领会与理解。他在谈到自己对佛教的认识时说：“世之言者罕能通其说，于零陵，吾独有得焉（《送巽上人赵中丞叔父召序》）其理论上的收获就是“统合儒释”。为此，他曾与“古文”创作上的战友韩愈进行过论战。他在《送僧

5、浩初序》中为自己辩护:“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诚乐之，其于性情然，不与孔子异道。”他认为佛家的理论往往与《易》、《论语》相通，特别有益于性情。同时，柳宗元还认为佛教教义在改良社会，教化人民方面，有时能起儒教起不到的作用。如他在《送潭州道林疏言禅师太原取经诗序》中说：“夫欲即病矣，人既愁矣，不有释氏使安其分，勇者将奋而思斗，智得将静而思谋，则阡陌之人将纷纷而群起矣。”在他任柳州刺史，主持重修大云寺时，写下了《柳州复大云寺记》。他说，当地百姓“信祥而易杀，傲化而人”，迷信巫卜，造成户口锐减，田园荒芜，对他们：“董之

6、礼则顽，束之刑则逃，唯浮图事神语大，可因而入焉，有以佐教化这自然是“神道设教”的表现，体现了柳宗元以佛济儒的倾向。在伦理方面，他并不赞成佛教徒的无夫妇父子，不事农桑，但他强调佛教是主孝敬的。他说：“金仙氏之道，盖本于孝敬而后积以众德，归于空无。”（《送浚上人归淮南觐省序》）并指出佛经中的《大报恩》是宣扬孝道的经典。这样在伦理上他就把佛与儒统一了起来。很明显，柳宗元的基本政治伦理观点是儒家的。他研习佛教也是从“实用”出发，如同他在文学上主张文章要“辅时及物”一样，努力以佛济儒，把佛教教义纳入儒家的理论体系。这种思想倾向，实际上是当时佛

7、教思想与中国传统思想融合的表现。二、柳宗元对佛教的独特理解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他一生有两项重大活动：一是参与永贞革新，一是领导古文运动。这二者都与他复兴儒学、佐世致用的思想有关。他既身体力行了“励材能，兴功力，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答贡士元公谨论仕进书》）的政治理想，又明确提出“文者以明道”（《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辅时及物”（《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的主张和以儒家经典为“取道之源”（《答韦中立论师道书》）的原则。他早年“颇慕古之大有为者”（《答贡

8、士元谨论仕进书》），热衷仕进、向往功名，自言“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冉溪》），“勤勤勉励，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寄许京兆孟容书》）。即使在被贬逐后，他仍坚持“仕虽未达，无忘生人之患”（《答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