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责任与宪政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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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权力、责任与宪政下可是如前所言，这种争论如果放到杰兜逊的时代，就容易造成混乱。当时的“两党政治”中杰州逊是“左派”，但他却主张权力意义上的“小政府”，这使罗斯福时代的“左派”感到尴尬。其实这算甚么？当年比杰弗逊更“左”的人不也更主张“小政府”乃至宁可更偏向“自由放任”吗？马克思主张社会主义，对从来不主张国家主义。他高度评价主张“口市放任”的重农主义而蔑视主张“国家干预”的重商主义，高度评价魁奈(Fran?oisQuesnay)>亚当。斯密(AdamSmith)而鄙视柯尔贝(Jean-BaptisteColbert)、

2、李斯特(FrederichList)0列宁鼓吹“美国式道路”而反对“普鲁士道路”。不都是这样吗?杰非逊时代的“自市左派”反对“大政府”，而罗斯福时代的“自hl左派”主张加强“国家干预”，这不是因为罗斯福比杰弗逊更聪明或者更高尚，而就是因为罗斯福时代的宪政民主已经比杰弗逊时代成熟多了，因而不再口J能出现权大责小的聚敛政府。脱离这一点而仅仅因为罗斯福比杰弗逊更时髦更新潮更前沿,就在宪政民主程度还不如杰弗逊其至不如俾斯麦的时代'‘强化国家干预”，那就不是其么“自市左派”，而是比汉密尔顿、比托利党甚至比柯尔贝都更“右”，与其

3、说像罗斯福，不如说像俾斯麦、像重商主义者甚或更等而下ZTo反过来说，在专制条件下把国家不负责任说成是“自由主义小政府”，就像把同样条件下政府拥有无限权力说成是“福利国家”一样荒唐。而把专制条件下统治者既有无限权力乂不负甚么责任，或者说是拥有“社会主义式的权力”却只负“自由主义式的责任”这样一种病态，说成是“超越了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两者”的“第三条道路”，那就更加荒唐。如果真有甚么“超越”这两者的更高的“主义”，那恐怕应该是只有“自由主义的权力”却要负起“社会主义的责任”才对。这也就是作为“杰弗逊-梅逊共识”的“最好的

4、政府权力最小而责任最大”。如前所述，当年杰弗逊与梅逊们的这一理想并未实现，现在多数发达国家倒是的确Ellll-U福利都更发展了。即以美国而论，许多论者都提到罗斯福传统到60年代“民权政治”而极，此后美国似乎乂“冋归保守主义”，“政府制造的问题比它解决的问题更多”之说人为流行。但是据政治上倾向民主党的哈佛大学波克(DerekBok)教授指出，事实上就在这种说法日益得势的同吋，从60年代到世纪末这三十多年中国家政策的实际趋势却相反：无论在环境保护、公共T牛、扶贫济老还是在增加妇女及少数族裔机会等各个方血政府作用都在明显加

5、大。［13］因此所谓这三十多年的“保守主义化”实际上恐怕只是反映人们对个人自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同吋他们对政府福利责任的要求也在提高。当然，即使这样，美国也述远远谈不上实现了杰弗逊-梅逊共识。也许这个共识根本就是乌托邦。不过大概要算-•种“有益无害的乌托邦”，对它“取法乎上，仅得乎中”也是社会之福，起码它不会造成社会Z祸。它比那种一说“社会主义”就只要不受制约的权力、一讲“自由主义”就只推卸政府责任的做法都可取得多。三、转轨时期的限权问责•宪政问题要之，在迄今为止的人类探求所及范围内，最好政府是不可能有的，次好政府

6、(宪政前提下权责均大的社会民主政府还是权责均小的古典自由政府)是难以确定的。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甚么是最坏的政府?那就是权力极大而责任极小的政府。无论口rh主义者还是社会主义者，在他们能够进行有意义的争论Z前，首先要做、也首先能做的是消除、改变这样的政府。当然，不是说这时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就没有区别。也许最巫要的区别是：自山派在这个阶段最关心限权，而社会民主派最关心问责。但是，以推卸政府责任来偷换对政府限权这样一种“伪口rh主义”与真口由主义Z别、和以强化政府权力來偷换向政府问责这样一种“伪社会民主”•真社会民主Z别，

7、恐怕更为重要。这甲要强调的是此所谓“真伪”并非价值判断而是事实判断。笔者不怀疑那些“伪主义”者不仅可能具有良好动机，其至可能充满学理上的口信——因为完全有文本上的根据说明：宪政体制下的的占典自山主义者是主张为政府卸责的，止如宪政体制下的社会民主主义者主张政府扩权一样。(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反对或至少轻视宪政原则的少数极左派［14］既要求政府放弃权力乂要求其承担更人责任。如“九一一”Z后的乔姆斯基(NoamChomsky),等人既抨击政府的安全对策而要继续扩大美国传统的个人自rfl,又反对现行的社会体制而要政府在福利上大

8、包大揽。反Z,也只有少数极右派既要政府扩权又替政府卸责。如现今美国某些在以安全、反恐为由实行强硕管制和减少福利责任两方而都很极端的“双重鹰派”。）但是从本质上讲，口rh主义的耍旨在于政府限权以保障人民口rh,只是宪政下权责必然对应，因而限权不能不意味着相应卸责。反之，社会民主主义的要旨在于问政府之责以推进福利与平等，只是权责既然对应，则问责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