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关于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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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十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自发问或者代衣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o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ferdquo;[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吋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冋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

2、确立于西汉前期。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而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冇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rdquo；,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H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Z,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有五年九月壬了，皇帝曰:昔者人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

3、Z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徳，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Z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了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徳、乂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Z所着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忐，以选贤良明于国家Z大体、通于人事Z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将以匡朕Z不逮。二三大夫Z行，当此三道，朕甚嘉Z,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具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徳、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

4、四者之阙，悉陈具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着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Z、周Z、密Z、重Z、闭Z。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対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口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ferdquo;,要求贤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从策试的视角來看，文帝二年和十五

5、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笫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述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口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小，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皐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百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H‘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1dquo;诏策口&Isquo;通于人事终始’&rdquo；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1dquo;诏策匕

6、1&1squo;肓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的辅佐，能够“救主Z失、补主Z过、扬主之美、明主Z功，使主内亡邪辟Z行、外亡務污Z名”,五紺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卜•去是对“诏策Id‘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Z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Z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

7、、离散逋逃、人有走心Srdquo;的状况，乂以汉文帝即位以來为天卞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政作为对比，称赞这些是“上世之所难及”、“道纯徳厚”,“元元之民幸矣”;最示，他对“诏策Id‘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作出回答，认为ftldquo;五帝其臣莫能及，则自亲Z；三王点主俱贤，则共忧Z；五伯不及其臣，则任使Z”,汉文帝资材不亚于五帝，然君临天下十六年来，“民不益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