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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1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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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汉前期的策问与对策初探摘要:策问与对策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确立于西汉前期。汉文帝时期两次诏举贤良是策试制度化的开始。汉武帝建元元年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出现了董仲舒的三次对策。汉武帝元光元年的策问,出现了公孙弘的对策。西汉前期是古代策试制度化的重要时期,它确实选拔出了真正的人才,对中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关键词:西汉;策问;对策Abstract:QuestionsandansaticexaminationmethodestablishedintheearlyethodstartedfromEmperorergedthreefamous"questionsandanspero
2、randthescholarDongZhongshu(179-104BC).BythefirstyearofGuanyuan(134BC-129BC),heaskedquestionsonpoliciestothescholarGong-sunHongeforthiskindofimperialexami-nationselectsthetalentsandcastsaprofoundimpactontheChineseculture.Keywords:WesternHanDynasty;questionsonpolicy;answers“策问”是古代以策试士时由主考一方出题发问,其中由皇帝亲
3、自发问或者代表皇帝发问的称为“制策”,由各级主考的政府部门发问的称为“试策”。士子的回答则称为对策。一、汉文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论述道:“对策者,应诏而陈政也”[1],这里的应诏而陈政,即是针对统治者关于时政的策问给以准确的回答。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考试方法,它确立于西汉前期。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即位的第二年(公元前178年)十一月发生了日食,文帝以为这是上天对自己的施政有过给以警戒,所谓“人主不德,布政不均,则天示之灾以戒不治”,因此下诏令臣民上言自己的过失,同时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五年(公元前165)九月,汉文帝再次下诏,要求“诸侯王、公
4、、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2]关于文帝策问的具体内容,《汉书》记载道:“惟十有五年九月壬子,皇帝曰:昔者大禹勤求贤士,施及方外,四极之内,舟车所至,人迹所及,靡不闻命,以辅其不逮;近者献其明,远者通厥聪,比善戮力,以翼天子;是以大禹能亡失德,夏以长楙。高皇帝亲除大害,去乱从,并建豪英,以为官师,为谏争,辅天子之阙,而翼戴汉宗也。赖天之灵,宗庙之福,方内以安,泽及四夷。今朕获执天子之正,以承宗庙之祀,朕既不德、又不敏、明弗能烛、而智不能治,此大夫之所著闻也。故诏有司、诸侯王、三公、九卿及主郡吏,各帅其志,以选贤良明于国家之大体、通于人事之终始及能直言极谏者,各有人数,
5、将以匡朕之不逮。二三大夫之行,当此三道,朕甚嘉之,故登大夫于朝,亲谕朕志。大夫其上三道之要,及永惟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四者之阙,悉陈其志,毋有所隐。上以荐先帝之宗庙,下以兴愚民之休利,著之于篇,朕亲览焉。观大夫所以佐朕,至与不至,书之、周之、密之、重之、闭之。兴自朕躬,大夫其正论,毋枉执事。呜乎,戒之!二三大夫其帅志毋怠!”分析这篇策问我们可以看出五个层面的含义:一是对古代统治者的推崇与效仿;二是对自己祖先的膜拜;三是对自己进行解剖与评价;四是讲自己征举贤良及直言极谏者的目的,“将以匡朕之不逮”;五是就对策的问题作出说明,即“朕之不德、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要求贤
6、良们认真对待,作出答策。从策试的视角来看,文帝二年和十五年的两次诏举贤良,第一次的目的是要纠正自己施政的过失,考试的性质还不十分明显;第二次策问则明确提出皇帝要亲自进行策试的具体内涵,并且要采纳贤良们的建策,这可以看做策试制度化的开始。而从被举荐的贤良方正之对策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他们对于时政和治国方略确是深有见地。如这次的诏举贤良文学士,晁错获得了第一,他在对策文中按照皇帝策问的内容层次,一一作出答策:首先是自谦;接着对“诏策曰‘明于国家大体’”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通于人事终始’”作出回答;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直言极谏’”作出回答,他以五霸为例讲了春秋五个霸主才能不如其臣,但是得
7、到直言极谏的“方正之士”的辅佐,能够“救主之失、补主之过、扬主之美、明主之功,使主内亡邪辟之行、外亡骞污之名”,五霸因此被后世称为“贤主”;再接下去是对“诏策曰‘吏之不平、政之不宣、民之不宁’”作出回答,他以秦朝二世而亡为例,分析了“吏不平、政不宣、民不宁之祸”产生的根源,秦朝暴政所造成的“亲疏皆危、外内咸怨、离散逋逃、人有走心”的状况,又以汉文帝即位以来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以安海内的诸多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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