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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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汉武帝时期的策问与对策汉武帝即位后，于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十月下诏，要求“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次的诏举贤良是否进行了策试，史无明文，但是丞和卫缩借此机会提议“所举贤良，或治中、商、韩非、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得到汉武帝的批准。不过，此时的西汉王朝是窦太后掌握实权，“太后好黄老之言”，推崇儒术的魏其侯、武安侯以及御史人夫赵绍、郎中令王臧或贬或死，想来策试也很难顺利进行。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134）五月，其时窦太后已于前一年去世，武帝开始独立行政，《汉书》载武

2、帝乃再次“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口丿」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徳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探服。星辰不学，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岀图书。呜乎，何施而臻此与!今朕获奉宗庙，夙兴以求，夜寐以思，若涉渊水，未知所济。猗与伟与!何行而可以章先消Z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土!朕之不敏，不能远徳，此子大夫之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土事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o"161这是汉武帝的策问文，它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推崇历

3、史上的治世，即唐虞之世和西周的成康Z治;二是要求士子们对现实的政治状况提出建策，怎样做才能够“章先帝Z洪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要求贤良们“著Z于篇，朕亲览焉”161。值得注意的是这段史料的最后说：“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似乎董仲舒和公孙弘是在同一次对策中脱颖而岀的，但考察一下二人的传记，我们发现不是这么回事。考《汉书•董仲舒传》载：“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Z士前后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传中载有武帝的策问文，“制曰:朕获承至尊休徳，传之亡穷，而施之罔极，任大而守重，是以夙夜不皇康宁，永惟万事之统，犹惧有阙

4、。故广延四方之豪俊，郡国诸侯公选贤良修絮博习之士，欲闻人道之耍，至论之极。今子大夫裒然为举首，朕甚嘉Z。子大夫其精心致思，朕垂听而问焉。盖闻五帝三土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莞弦之声未衰，而人道微缺，陵夷至煤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守文之君,当涂Z士，欲则先王Z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而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Z于大衰而后息与?呜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与?三代受命，其符安在

5、?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了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Z变，终始Z序，讲闻高谊Z口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比较一下《武帝本纪》所载的策问文与《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我们可以看岀明显的不

6、同。分析《董仲舒传》所载的策问文，武帝首先谈到自己肩上的担子是“任大而守重”，他夙夜不宁、卿精渴虑犹恐有缺，所以要广延豪俊贤良Z士，“垂听而问”，“欲闻大道Z要，至论Z极”淇次，他对历史进行了冋顾，推崇五帝三王Z道，对大道微缺、王道大坏、很多人想要恢复先土之法而不能，发出疑问，“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与?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与？”还是他们所为屑屑无补于世呢?他明确地提出：“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他还不明片其中的道理;再次，他说明了自己所要达到的口标，“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

7、和乐，政事宣昭”，怎么做才能实现“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徳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呢?最后，他希槊这些通晓先圣之业的豪俊贤良“明以谕朕”，条分缕析，“取之于术，慎其所出”,即使与当今的执政者有关的事情，也可以一直言无讳，不必担心后患，因为对策文“兴于朕躬”，是由皇帝自己开启审阅的，所以他要求“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对于汉武帝的策问，董仲舒作出了对策，他的对策可以分为如下儿个层面:第一，他提岀了著名的“天人感应”学说。萤仲舒总结了春秋吋期的历史，对天人关系进行了解说

8、：“国家将有失道Z败，而天乃先岀灾害以谴告Z,不知自省,乂出怪异以警惧Z,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他认为天心都是爱护人君的，除了那些太无道的君主，“天尽欲扶持而全安之，事在强勉而己矣”。这里的“强勉”就是努力实践的意思，“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强勉行道，则徳FI起而大有功”。这里的“学问”和“道”是他特别提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