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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研究以广东汕尾乌坎村为例■学校党建论文基层民主自治机制研究——以广东汕尾乌坎村为例郭丽兰(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广东广州510050)［摘要］2011年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事件成为研究基层民主自治的典型个案，时隔三年，乌坎村村民自治发生的变化给我们带来了新思考，在村“三资〃管理矛盾突出的地区，如何建立基层民主自治的新机制，是一个亟待研究的时代课题。［关键词］基层自治；乌坎事件；机制建设［中图分类号］D6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5-0040-05在城
2、市化进程中,由于村土地、财务等利益问题导致的农村基层自治矛盾日益尖锐。2011年广东汕尾发生的乌坎村事件将农村隐藏的〃三资"、基层自治等问题暴露出来，这些问题在全国各地一直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并呈现扩散和激化的态势。因而，探究农村基层自治存在的共同问题和机制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一、国内夕卜对乌坎自治事件的硏究BBC、联合早报、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NHK、纽约时报等国外媒体对汕尾乌坎村事件呈现〃一边倒〃态度。如BBC将之与中国基层民主、人权、公平正义问题联系起来，日本学者指出，这
3、一事件在中国民主选举制度上开了先河，凤凰卫视则将之与政治体制改革联系起来。国外学者更愿意把这些案例与中国农村治理、权力结构转变联系起来,提出,以往中国农村政治建设都不民主,乌坎村事件的发生z标志着中国农村基层自治的开始。国内关于农村基层自治的研究非常丰富，从期刊网搜索的结果来看，从1999年至今，涉及农村基层民主自治的期刊文章有万余篇，硕士、博士论文有110多篇，专著570余本。硏究乌坎事件的文章200余篇，涵盖以下几个问题：］•对事件本身的讨论。如清华大学社会管理创新课题组撰写的调硏论文《乌坎
4、事件始末》（2012）;2・对事件意义探讨。在乌坎事件之后，国内有些媒体和记者将乌坎的自治选举称"乌坎模式〃，甚至提升到小岗村改革的地位，高扬其积极意义；另一种观点认为,这两个案例正践行了中国基层民主制度”并不是民主的大变革（李君如，汪洋，2012）,乌坎的民主选举是依法进行的，没有任何创新，并不如小岗村的改革，这只证明，乌坎以前的选举存在着走过场的问题,现在将原来写在纸上的民主落到了实处。3.自治中的群体性事件处理方法（邢子飞，2012）;4•事件中政府作用和职能定位（张铁,2011）;5•事
5、件中的村民选举问题（熊伟,2012）;6.自治中村民组织的问题（胡英姿，2012）;7・土地征收、群众利益问题（迟福林,2012）;8•自治中的宗族、宗教问题（党国英,2013;侯豫新,2012国内硏究则肯定乌坎事件对于基层自治的现实意义,并从不同角度对之进行讨论，但就近十年来农村基层自治的新变化、新问题考察及问题根源的挖掘、对策研究十分薄弱。本文试图从乌坎村村民自治个案出发，就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出现的新情况、新变化、新问题展开讨论,并提出对策建议。二、近十年农村基层自治发生的新变化、新挑战（-
6、）自治主体的新变化对基层自治的新挑战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近十年，新生代精英群体由人才〃外流〃出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与中国城市化进程一致，乌坎村也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动，特别是精英外流的现象，年轻的、有文化、有能力的，大都岀外求学、经商、进城打工，留在农村的是〃38〃、"61〃、〃99〃人群，造成农村年龄结构老化，结构不合理、优秀管理人选后继乏人。如乌坎事件中薛昌就连续担任〃一把手〃41年，而大批年青人流向广州、深圳、佛山等珠三角地区。据统计，在珠三角由乌坎人经营的时装店有300多家，年营业额达
7、3亿多元。正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中国社会是一种水纹式、以血缘和地缘为中心的同心圆治理结构，当这部分精英离开家乡，就慢慢与同心圆疏离，远离乡村的治理结构。但近十年来,随着村土地、集体资产的不断升值,在利益的内驱下,这批精英人才中岀现了部分〃回流〃现象，他们为争取个体或家族在村集体利益中的合法诉求而奔走，乌坎事件就是这种〃回流〃的典型体现。在乌坎事件中，站在最前锋的庄烈宏、杨色茂等为代表都是乌坎在外经商的80后生意人，因对乌坎村前二十年的利益分配格局不满意，合法的利益诉求没有得到满足，而从珠三角回到乌
8、坎村参与权益的争取，并当选为乌坎村村委会成员。（二）基层自治利益诉求的新变化对村民自治的新挑战经济利益与民主政治的进展呈现〃正相关〃结构,经济因素对村民自治产生显著的影响。以全国基层民主的现状来看，在经济越发达的村，由于利益分配的内在驱动，使得民主的选举、决策和监督的程度要比经济不发达地区高得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结构和利益格局的调整，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日益显性化。利益矛盾越尖锐的地区，产生的事件就越指向自治本身。广东各地的自治程度以及群体性事件与征地、拆迁、村〃三资〃管理、村务紧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