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剑父的游历与写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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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咼剑父的游历与写生稿作为新国画运动的倡导者和岭南画派的创始人，高剑父的艺术实践是建立在其坚实的中国画和西洋画的双重根基之上的。他在中、西两个绘画领域双管齐下，融会贯通，成为中国美术由古典向现代转型进程屮的重要人物。高氏秉承居廉注重写生的思想，写牛活动始终贯穿于他的整个艺术生涯当中。而他平生乂喜好游历，所到之处，笔不离手，除丁饶有兴味地再现定居地广卅『的熟悉景象之外，还不遗余力地将大江南北乃至旅日、东南亚游历等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也一一收录于画中。从早年的学习生活到后来的游丿力生涯，高剑父遗留下了一批包括临

2、摹稿、写生稿和创作稿在内的形式各异、数量不等的画稿。因=1:作关系，笔者有幸观摩了这批画稿。现不揣浅陋，试对其作一个综合性的说明。旅日之画稿高剑父于1893年进入广东著名画家居廉门下学习居派花鸟画技艺，又于1900年在澳门师从法国画家麦拉学习西洋素描，并于1903年至1908年之间多次赴日本求学，接受日本画和西洋画教育，成为中国早期赴外国学习美术的先驱者之一。由于师从麦拉的时间甚短，他对西洋画的领会和掌握主要还是在旅日期间。东渡日本求学，是高剑父艺术道路上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大事件。可以设想，如果没有赴日

3、求学的经历，高剑父也许充其量不过是一位居派画风的沿袭者，在中国美术史上也就不会存在与岭南画派有关的一切人物和事物。因此，高剑父旅日期间完成的画作就显得尤为重要，它是观众打开高氏艺术之门的一把钥匙。高氏一再强调“日本画即中国画”，他之所以赴FI本学习，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学习日本画的技法，更“不是要打倒古人，推翻古人，消灭古人“（高剑父《我的现代绘画观》。李伟铭辑录整理《高剑父诗文初编》，220页，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而是为了寻求西方文明，吸取科学知识，扩大艺术视野，改变审美观念，从而给古老的

4、中国画注入新鲜血液，“以历史的遗传与世界现代学术合一之研究，更吸收各国古今绘画之特长，作为自己之营养，使成为自己之血肉，造成我国现代绘画之新生命”。（见同上）因此，高氏旅日期间除了在太平洋画会、白马会、日本美术院设立的研究所、博览会屮进行临摹，学习雕塑、西洋画和日本画的基本知识以外，还到博物馆、图书馆、昆虫研究所、公园等地进行写生，以速写的方式记录自己在彼时彼地的独特印象和感受。由于种种原因，高氏的旅日临摹稿以及创作作品己寥寥无几。其屮一个原因是:“高剑父东渡期间c包括归国初期）临仿之作（所谓'反期作品

5、'）最为广东传统派画家所诟病，而高氏生平又以双料'革命家'高口标举；因此，不能排除：为了'恐牛误会'，除了'不轻示人'夕卜，他曾有目的地消毁了属于这个时期的部分作品。”（李伟铭，《高剑父“留学”日本考》。李伟铭、李公明、王跃生编：《中国美术研究一一陈少丰教授从教五十年纪念论文集》，484页，人民美术出版社。）所幸的是，由于尚有旅日写生稿的存在，多少弥补了这一空白。因此，旅日写生稿就显得更加珍贵。高氏画稿虽然在抗战期间南京沦陷和广州沦陷中先后经历两次“画劫“，但其中幸存下来的部分，即使称不上卷帙浩繁，数量

6、也是相当可观的。而但由于时间的流逝，速写本装订线大多已经霉断，导致画页散开；加上画页前后互相穿插，并无明晰的时间次序，同一本速写本中的画稿往往并非在同时同地所作。最大的问题是，大部分画稿上没有标示作画时间和地点，只能根据款识内容、书风和画风等因素来综合推断。以上这些都为整理工作带来相当大的困难。在高氏画稿中，有一批纸质发黄的速写和铅笔淡彩画，其款识表明，它们作于”上野公园”（图1）、••越谷古梅园”（图2）、“下谷”、”浅草”、“向岛虎/门”、“岐阜市”、“帝国博物馆”、“帝室博物馆”、“帝国图书馆”等

7、地。这些均为日本地名或文化机构名称。无疑，这是一批完成于日本的写生稿。另外，有一类画稿款识中出现了日文（图3）,其中有的是日本地名，有的则是写生对象的名称。如果是完成于国内的话，对象名称用口文标记的可能性不大：另外其款识字迹尚未形成屮年以后那种剑拔弩张、飞扬蹈厉的个性风格，符合早期书风的特征。那么可以断定，这批画稿同样为旅日期间的习作。值得注意的是，高氏还提到自己曾经“东渡美浓国，入名和静昆虫研究所毕业”。“美浓国”即日本岐阜市的所在地，亦即今岐阜县：“名和静昆虫研究所”应为“名和昆虫研究所”，“名和静

8、”应为“名和靖”，乃日本近代著名的昆虫学家。由此可知，高氏旅日期间曾进入名和昆虫研究所研究昆虫，对昆虫标本进行写生。我们推断，高氏那些以日文标注名称的昆虫写牛稿，极有可能就是在名和昆虫研究所对标本写牛所得。“他在居氏那里获得的知识和兴趣启蒙，通过接触那些栩栩如生的昆虫标本和特别翔实可靠的科学说明文字，被进一步激活了。”（李伟铭：《旧学新知：博物图画与近代写实主义思潮一一以高剑父与日本的关系为中心》）喜马拉雅山地区及东南亚之行20世纪30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