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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2012-09-3011:08:49浏览41521次
2、 评论72条儒家文人传统对民国宪政的破坏陈永苗从德治走向法治,只有坚持到底,才有胜利。即使现代化百年以来我们这几代人失败了,还有后来人,不能让这种使命失败了。中华民族的重生或者再造,依赖于对轴心期以降孔子之后的道德政治秩序的价值重估。清末民初的活,我们得继续。二千年的大变局不是随便说说的,我们要继续大变局。共和精神与儒家文人传统截然对立,不共戴天,是促成儒家文人传统死亡的三千年大变局。晚清民国对世界历史精神总体理解为“共和”。新文化运动
3、肇始歪曲为“民主”,是政体精神的一次堕落,开始消灭反噬共和精神。国党残余些,共党全无。新文化运动与非基督教运动,实为二十世纪极权主义运动杀人和血腥的发动。百年中国的现代化,其中一个主线就是先知传统战胜儒家帝师传统,对权力进行监督与评判,而不是顺服于权力的魔力。方向本来就在那里,不需要谁指明。不是中国挤不出好制度,民国初期就是宪政的黄金时代,但是被中国知识分子给破坏了。道德批判思维方式,与宪政天生冲突,用一种极高的理想途径来衡量,如此,则必然是猴子丢了西瓜捡芝麻,一茬不如一茬。更好是好的敌人,马虎的基础上,做改良,而不是不符
4、合理想图景的,都不要。我讨厌说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所被推崇的人装作是历史的导演,其实顶多算一个群众演员。就像戊戌变法,明明主角是光绪,康梁弄来弄去就变成自己了。这一些道德上人事上的是非,无关大局,不必提。重要的力量,例如民众无法把持历史的书写,或者叙事,被人忽视。对于知识分子,给他一点承认的骨头,就是一只哈巴狗,不给,就是藏獒。知识分子就是有一个极端自私用伪善面具掩盖的小市民,小资产阶级,这是从有知识分子以来几千年的通病,欧洲中世纪也是如此。拿民国知识分子人格来说事的整个历史判断,陷在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的泥潭里面,
5、不可自拔。这种儒家文人传统毒害太深,与犹太先知传统的对立。需要矫正以犹太先知传统。韦伯说犹太先知传统是西方理性化的根本因素,那么当民国之后政治走向去道德化理性化的过程中,犹太先知传统暗中潜入,对儒家文人道德政治传统发起一次价值重估和颠覆。多一些政治先知传统,少一些儒家文人传统。我们所面对的命运之残酷性,我们谁都担负不了。但是没有必要彰显个体,通过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来解决整体,个体真的无足轻重。先知会认为自己是圣人、英雄与伟人么,扫罗会么,大卫会么,罪人而已,起不起作用都是罪人。即使毛泽东,如果他想对中国干好事的时候,无
6、足轻重,他想干坏事得,就厉害了。彰显个体的道德或者德行顶多阻止部分做坏事,不做坏事决不是整体解决。这里有先知传统与自我为义的文人传统的冲突。我评价历史人物,不从他有什么文化道德品行入手,而是历史作用来看。好人好心常办坏事,坏人坏心也许会带好结果,谁知道呢。先知的政治传统,与儒家文人传统大大不同,那就是先知之上还有上帝在,先知有一定优势,但是没有绝对的垄断权。这也是是人神相通时代的残余,而不像其他文明进化到愚昧的垄断阶段。而政治神学的统治,高抬宪法,矮化“先知”,这样形成先知民主体制,绝对的上帝本身约束着先知的内心,民众本身
7、可以援引上帝的戒律防抗先知。这种因为先知没有人神化,形成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的混合,是最不坏的。贵族先知与民主大众之上,有一个绝对的神统治着他们。上帝爱人民,上帝的声音是民众的声音,这样先知必须赋予民主于大众,但是先知还有个指向,那就是荣耀神。在上帝和民众之间保持一个张力,当然人民犯错误的时候,阻挡他们。也就是说,神在政治中是在场的,而不像儒家文人哲人,用神把自己抬到人间至尊位置,然后就把神关了禁闭,悬空了上帝,裹挟神垄断了神以令天下,没有达到宪政均衡,民众对其无法制衡。民国代清民元代清,抛弃帝制,最主要的在于帝制与官僚捆
8、绑在一起,就像反对罗马天主教殃及上帝,是因为上帝与罗马天主教的政治权威捆绑在一起。封建王朝的末年,往往皇帝的天下为家的利益,与官僚集团的私人利益对立起来,因此底层民众与皇帝结成同盟,打击豪强。底层民众渴望明君,而皇帝为了家天下,也被迫呼应底层民众。底层民众从来是反贪官不反皇帝的。这里还有一个因素是皇帝是一种政治神学的化身,具有人神的权威。在民国代清之际,如果没有西方现代因素的涌入,这种倾向还是一样,帝制还是会被延续,不过实现的是改朝换代。然而正如民国初年看到的,官僚军阀还是最主要的问题。而是否是君主制度,对于民众,无关紧要
9、。帝力于我何有哉。民国初年,很多人认为,清帝退位,民国成立,中国的民族和民权问题解决了,当致力于民生问题。然而杜亚泉,以伧父的笔名,在1912年11月的《东方杂志》9月号第五卷发表《共和政体与国民心理》。他说,就大多数人国民心理观之,则共和政体之发生,乃依据于事实(仅事实上驱除暴君污吏而已),而非根本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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