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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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宋之际龟兹地区的文化转型问题龟兹在西域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地区，有其重要原因。首先，20世纪上半叶，学者们对龟兹及其附近地区发现的古文献的深入研究，表明在上古时代的某个时刻，一支操印欧语的部落迁入龟兹及其左近，在这里定居下来。他们的语言属于原始印欧语(Proto—Indo—European)的Centum语组，学者们将其定名为吐火罗语(Tokharian)。由于在语言学分类学上“吐火罗语”与其近邻——印欧语的主要东方分支印度一伊朗语(Indo—Iranian)的距离较远，反而与分布于欧洲的拉丁一凯尔特语与日尔曼语有较近

2、的关系，故它在印欧语分类学的研究中占有举世公认的重要地位。这使得库车成为古代印欧语在东方分布最远点的标志地名之一。此外，龟兹是西域与内地文化交流最密切的地区之一。它是佛教东传过程中的一个重要中继站。龟兹人鸠摩罗什在佛经翻译与中国佛教传播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多元文化环境下成长起来的古代龟兹独具特色的乐舞，深受内地人的喜爱。西汉时龟兹为西域36国中之大国，曾与匈奴建立了密切关系。唐代除咸亨年(公元670-674年)到长寿元年(公元692年)的约20年间外，这里自7世纪中叶至8世纪末，一直是安西都护府的治所。贞元(公元785—80

3、4年)初，其地人吐蕃。此后为回鹘所居。入宋以后，我们看到龟兹的文化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其主要表现为当地居民不再使用吐火罗语而改操突厥语，放弃佛教改宗伊斯兰教，即语言上的突厥化与宗教上的伊斯兰化。本文拟先讨论龟兹地区的突厥化进程，继而研究高慧超所见之龟兹汉僧佛寺，然后再考察这一地区的伊斯兰化的早期过程。一、吐火罗语的消失问题——突厥化浪潮北朝时代，中原人对塔里木河的上源有了相当科学的了解。《周书》描述塔里木河之南源和田河时称：(于阗)“城东二十里，有大水北流，号树枝水，即黄河也。城西十五里，亦有大水，名达利水，与树枝俱北流

4、，会同于计戍。”1《通典》有大致相似的记载：“首拔河，亦名树拔河，或云黄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计戍水，一名计首水，即葱岭南河，同入盐泽。”2比照今和田河上源，可知所谓于阗城东之“树枝水”或“首拔河”，即今之玉龙喀什河(UrungQash)3。惟其名称“树枝水”(或“首拔河”)，来源不详。城西之达利水，显系今之喀拉喀什河(QaraQash)4。“达利”之音虽近于波斯语darya(意为“河”或“海”)，但5-6世纪时，于阗地区非波斯语影响区，故“达利”不可能是darya的音译。查和田塞语(KhotanSaka)中“石”为dura5

5、，它是否为“达利”之原字，有待于研究。“计戍”之原字，或为和田塞语garsva“石”6，或为突厥语qash“玉”的音译。若为后者，则说明早在5-6世纪时突厥语的影响已经扩及此。据上引《周书》的记载，计戍似为白玉河与墨玉河汇流处的地名，或汇流后的和田河河名，恰同于阗自古出美玉的事实相应。而据上引《通典》的记载，白玉河和墨玉河从于阗向北流350公里后，方汇人“计戍水”，则此“计戍水”相当于塔里木河今阿克苏以下河段。如“计戍”的名称源自突厥语qash之说能够成立的话，那么北朝时此地名所用之地理范围已与龟兹不远。我们还注意到，至少

6、自汉代起，天山东段在汉文史料中常被称为“白山”。《后汉书》记：汉军“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遂人车师”7。《后汉书·耿秉传》亦记，此年冬汉军1．4万“复出白山击车师”8。《太平御览》卷50《地部》所引《西河旧事》的文字，曾解释了“白山”这个名称的来源：“天山高，冬夏长雪，故曰白山……匈奴谓之天山。过之，皆下马拜。”9可见“白山”得名于天山之巅的长年积雪。“白山”之称沿用了相当长的时间。《隋书·铁勒传》中对“白山”有如下记载：“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10龟兹附近的“白山”又称“阿羯山”。据《通典》记载：“龟兹，一日丘兹，

7、又曰屈茨。汉时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逻卢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图记》云：‘白山，一名阿羯山。”11学者们已经注意到，“阿羯山”或“阿羯田山”的名称，很可能是突厥语Aq—Tagh“白色的山”的音译12，而“白山”这个称呼似为此突厥语名称Aq—Tagh的意译。如此说成立，则龟兹以北天山一带很早就有操突厥语的部落在活动。在突厥出现于史册之前，早期操突厥语的民族在天山草原的活动尚有其他证据。《旧唐书·地理志·北庭都护府》下记“金满”县：“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地。”此即“北庭”的突厥语名称Beshbal

8、iq(别失八里)之来历，粟特语称为Pen—jkat，其意亦为“五城”。唐初玄奘西行求法，曾从伊吾即今哈密西行，进入高昌界边城白力城13。“白力”这个名称使人联想起突厥语baliq，意为“城”。另一条与之相关的史料是《呜沙石室佚书》所收《西州图经残卷》中“出高昌县北乌骨山，向庭州”的记载。这里的“乌骨”很